昨日的世界(74)_茨威格

七四

　　在撰写传记或者评论性的文字去评价外国作品或者人物时，我总是觉得有责任去探究它们/他们是由于哪些原因才在自己的时代中获得影响或者没能获得影响。所以，有时候在沉思默想之时我也不能不问自己：我的书里有哪些特殊之处，让它们给我带来这么出乎意料的成功。最终的结论是，我认为这是出于我自己的一个缺点，我是一个没有耐心的、感情用事的读者。在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传记或者一个思想讨论中，如果一部作品有任何冗长之处，任何琐碎的铺排、朦胧的晦涩，一切不清晰、不明确之处，一切多余的绕来绕去之处，这些都会让我感到厌烦。只有那些每一页都有高潮，能让人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的书，才会让我感到真正的享受。

　　我拿到手里的书，百分之九十我都以为有太多多余的描写，啰唆的对话和没有必要的配角，把书给扩展得太宽泛，因而也就太不紧张、太死气沉沉。甚至那些最著名的经典大作也有很多拖泥带水的地方让我感到阅读上的不愉快，我经常向出版人提出胆大妄为的设想：编辑一个能让人一目了然的系列，将全部的世界名著——从荷马到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魔山》（托马斯·曼）——进行剔除累赘部分的彻底缩写。唯其如此，这些作品——它们毫无疑问包含着超越时代的内容——才能在我们的时代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我个人在阅读别人的作品时对冗长和枯燥的反感，也会转移到自己的写作上，这培养了我特殊的警觉。我的写作总是很轻松和流畅，在一本书的第一稿中我总是信手写来，让自己心中所想流淌出来。同样，在一部传记性质的作品中，我也总是把一切供我使用的资料细节都用起来。比如，在写作《玛丽·安托瓦内特》这本书时，我的确核对了她的每一个账单，以便确定她的个人开销；我也研读了当时的报纸和各种小册子，把当时的审判卷宗一行一行地仔细研究过。

　　不过，在印出来的书里，找不到一行这样的内容，因为在一本书的初稿大体完成时，对我来说真正的工作才开始，即压缩和构思的工作，从一稿到下一稿，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工作。一遍一遍地推倒重来，不断地对内部构造进行精炼和提纯。大多数人无法下决心对那些他们自己知道的事情保持沉默，还带着一种偏好，愿意让字里行间的内容比自己原本所知的内容更深、更广，而我的抱负却在于：自己所知道的，一定要多于从外面可见到的。

　　这种浓缩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跌宕起伏，还要在后来的印刷校样上重复一遍、两遍、三遍。这一过程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乐趣无限的狩猎活动：去找到一个多余的句子或者一个词语，在缺少它们时既不会减少精确性，还能让作品的节奏加快。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最让我感到愉快的部分，便是这种删减工作。我还记得有那么一次，我特别满意地放下工作站起来时，妻子对我说，好像我今天完成了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我不无骄傲地回答她说：“对，我成功地将整个段落删掉了，这样就找到了一种更流畅的过渡。”如果说，有时候我的书因为能抓住读者的节奏而受到赞誉的话，那么这个特点绝非出于天性的不安或者内心的躁动，而仅仅是由于有那种系统性的方法，始终将一切多余的停顿和噪音都处理掉。

　　如果说我的写作有哪种艺术可言的话，那就是这种舍弃的艺术，因为哪怕在写出来的一千页手稿中，有八百页最后被扔进了废纸篓，只有二百页经过筛选的精华被印出来，我也不抱怨。如果有什么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我的书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反响，那便是我严格遵循这样的规则：我宁可让作品篇幅小，但是一定只写最重要的内容。书中的想法从一开始就完全带着欧洲的、超越国界的取向，所以当有外国出版社和我取得联系时，我实实在在地感到高兴：他们来自法国、保加利亚、亚美尼亚、葡萄牙、阿根廷、挪威、拉脱维亚、芬兰和中国。不久以后，我就得买一个很大的书柜，以便放下不同语言的译本。有一天我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知识界合作”的统计数字上看到，我是当时被翻译得最多的作者（按照我的秉性，我又会多次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消息）。

　　另外一天，来了一封俄国出版社的信件，该出版社要给我出俄文版作品全集，问我是否同意让马克西姆·高尔基为全集写序言。我是否会同意？我还是个中学生时，就在课桌下面偷偷地读过他的中篇小说，多年来一直热爱他、钦敬他。然而，我从来没敢想他会听到过我的名字，更不用说还会读我的作品，根本不敢想一位这么重要的大师级人物会给我的作品写序。某一天，一位美国出版人出现在我在萨尔茨堡的房子前——还带着一封介绍信，好像真有必要这么做似的——建议接手我的全部作品来陆续出版。这就是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的本亚明·许布施（Benjamin Huebsch），从那时起他一直是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顾问。当我在其他地方的全部出版物都被希特勒的马靴踏入地下时，在我失去了旧有的、原本的、德意志的、欧洲的家乡时，他用文字给我保留了最后的家乡。

　　这样的外在成就也会是危险的，它能让一个此前对自己美好意图比对自己的能力和影响力更有信心的人，感到不知所措。任何一种知名度本身，都会扰乱一个人自然而然的均衡。在平常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名字无非如同香烟的包装纸一样：一个识别性的标记，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对象，与真正的主体即原本的我，只是松散地关联在一起。在成就出现时，这个名字也跟着一起蹿红。它挣脱了原本使用这个名字的人，自身变成了一种权力，一种力量，一个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在向内的强烈反冲中，它也会产生一种力量，开始去影响、去主宰、去改变那个用它作为自己名字的人。

　　荣幸的、自信的天性会在无意识中成为它所带来的效应。头衔、地位、勋章以及名字的知名度让这些人有更高的安全感，能产生一种被升高的自我感觉，会带给他们一种意识：他们在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有着特别的重要性，他们不由自主地吹嘘，以便让自身能达到外在影响效应相符合的高度。不过，一个天性就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会觉得每一种外在的成就都是一种责任，力图让这种困难状态尽量保持不变。

　　我并不是要说，我没有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高兴。正好相反，它让我感到非常幸福，只要这只关涉到已经与我脱钩的产品，即我的书以及由此而来的虚名。当我没有被人认出来站在一家德国的书店里，偶然看到一位中学生走进来要一本《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用自己不多的零花钱来买书，这是令人感动的一幕。在卧铺车厢里，当列车员在旅客登记时看过名字之后充满敬意地将护照还给我，或者当一位意大利海关人员在认出我之后，因为他读过我的某一本书而不再对我的行李进行检查时，这也会愉快地拨动我的虚荣心。或者，纯数量上的效应，对于作者而言也是一种诱惑。我碰巧在一本书的首发那天来到莱比锡。看到自己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写在三百页纸上的东西，竟能在无意之中引起那么多人力劳动，这让我感到奇特的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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