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62)_茨威格

六二

　　为了避免在这一点上引起任何些微的嫌疑，我们朋友之间原则上都不互相递烟，因为我们肯定会不间断地受到特工人员的监视。为了不让人怀疑我们害怕或者我们有什么心虚之事，我们这些国际朋友总是选择一个最为简单的办法：公开。我们的通信不用假地址，也不用留局待领的渠道，我们也不在夜里偷偷互访，而是公开走在大街上，坐在咖啡馆里。我到了日内瓦以后，也马上对旅馆的门房报上全名，说我要见罗曼·罗兰先生。我这样做，对德语和法语的情报机构都方便，他们马上就知道我是谁，我要和谁见面。对我们来说，两个老朋友用不着因为各自碰巧所属的国家碰巧正处于交战状态就故意避而不见，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了。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世界表现得荒谬，我们就随着它一起来做荒谬之事。

　　我终于站在他的房间里——我几乎觉得，跟巴黎的那个房间是一样的。像从前一样，桌面和扶手椅上堆放着各种书籍。写字台上满满的都是杂志、信函和纸张。他有着与从前同样朴素的住地，宛如隐修士的工作室一般，却连接起整个世界。无论他到哪里，都出于自己的想法把房间布置成这个样子。我一下子说不出来问候之语，我们彼此伸出了手：这是几年以来我第一次可以相握的法国人的手。罗曼·罗兰是我三年以来与之交谈的第一个法国人。

　　但是，在这三年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走得更近。跟他说外语让我感觉比跟在我自己国家同任何人说话都更有信任、更直截了当。我完全意识到，这位站在我面前的朋友是当下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欧洲的道德良知正在同我说话。现在我才能看到，他为促进人类的谅解已经做出和正在做出怎样的大贡献。他日日夜夜都在工作，单独一人，没有助手，没有秘书，关注各个国家发出的不同宣言，与无数在不同情况下向他咨询意见的人保持通信联系，每天在他的日记本里写满很多页纸。

　　在这个时代，没有哪个人像他那样有那么强烈的见证历史时代的责任感，感觉到有向后来人有所交代的需求。（可是，到了今天，这些手写的日记本，这些能让人完整地了解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道德冲突和思想冲突的文稿，它们如今在哪里？）与此同时，他也在发表文章，每一篇都引起国际反响。他还在创作长篇小说《克莱朗博》^①。他的投入不遗余力，没有间隙，充满了牺牲精神，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自己接手的那种无比巨大的责任当中；在人类疯狂发作的时代，他在每一件事上的做法都堪为表率，都是充满人性的。每一封信他都答复，每一本讨论时代问题的小册子他都阅读。

　　①这是罗曼·罗兰在1920年完成的一部历史小说，主人公为法国17世纪作曲家克莱朗博（Louis-Nicolas Clérambault，1676—1749）。茨威格将该书翻译成德文，题名为《克莱朗博的故事：战争中的自由精神》。

　　这位身体乏力、虚弱、健康状况正受到威胁的男人，这位只能轻声说话、一直轻咳不断的人，这位不戴围巾就无法出门的人，这位快走几步就喘不上气来的人，焕发出来的力量却能应对大得几乎不可能的要求。任何攻击，任何卑劣的手段都不能让他动摇，他无畏而清醒地看着世界的混乱。我在这里看到一种英雄主义，在一个活着的人身上看到这种精神上、道德上、纪念碑式的英雄主义——即便在那本写他的书里，我对他的描写可能还是不够充分（在盖棺论定之前，人们不太敢对一个尚在人世的人给予太多赞美）。

　　当我在这个小房间里见到他时——从这里他将那看不见的强大光芒发散到世界上的各个地区——我当时受到了怎样的震撼！也许我可以说那是“净化”，直到今天这一震撼还流淌在我的血液当中。我那时很清楚：罗曼·罗兰一个人或者说几乎是单枪匹马而形成的那种正直而强劲的力量，可以抵抗上百万人的非理性仇恨，这力量是任何测度和计算都不足以估量的。只有我们，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才能知道，他的存在以及他那堪为表率的不可动摇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因为有了他，患上狂犬病的欧洲还得以存留住自己的道德良知。

　　在那天下午以及后来几天的谈话中，他的言词包裹下的内容给我带来淡淡的悲哀，正如跟里尔克谈到战争时一样。他对那些政客以及为了本民族的虚荣不惜牺牲他人的人感到愤慨；同时，他对那些难以计数的，为了一个他们自己根本不理解的意义——实际上的无意义——而受难和死亡的人感到同情。他把一份列宁的电报拿给我看。在乘坐那辆广受非议的全封闭列车离开瑞士之前，列宁强烈请求罗曼·罗兰与他一同前往俄国，因为他完全知道罗曼·罗兰的道德威望对自己正在从事的事业有多么重要。但是，罗曼·罗兰坚决地不听命于任何群体，只是以一己之力在为一个他发誓为之努力的事业而奉献：人类的共同事业。正如他也从来不要求任何人屈从于他的理念，他也拒绝任何关联。爱戴他的人，本身应该是不受约束的。他要让人看到的，无非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人可以保持自由，可以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哪怕为此要与整个世界作对。

　　在日内瓦，我在第一天晚上便遇到了聚集在两家小型独立报纸《叶报》（La Feuille）和《明天》（Demain）的几位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皮埃尔－让·茹弗（P.-J.Jourve）、勒内·阿科斯和弗朗斯·马塞雷尔（Frans Masereel）。我们彼此一见倾心，成为知心朋友，就像平常青少年之间缔结友谊才会出现的那个样子。但是，我们凭直觉感觉到，我们正站在一种新生活的开端。由于从前的朋友受到爱国主义的蒙蔽，我们的一些昔日朋友关系已经不复存在。我们需要新朋友，因为我们仍然站在同一阵线，在同样的思想战壕里反对共同的敌人，于是我们马上形成了一种充满激情的同志般的友谊。

　　在二十四小时之后，我们彼此已经信任，好像我们已经相识多年，也都愿意兄弟般地彼此以“你”相称，像这个阵线中的人通常做的那样。“我们为数不多，我们快乐，我们是兄弟一样的朋党”，我们都感觉到，这种不寻常而胆大妄为的相聚也有个人的危险；我们知道，在五个小时路程以外的地方，每个德国与每个法国人在彼此虎视眈眈，他们要用刺刀将对方刺倒，或者用手榴弹将对方炸得粉碎，他们会因此得到嘉奖；国界两边的千百万人都在做着这样的梦，将对方消灭，让对方从地上消失，敌对双方的报纸彼此都只有谩骂。在千百万人当中我们为数不多的几个，不光能和平地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同时也是有着最诚恳的、最充满激情的兄弟之谊。

　　我们知道自己这样做与官方规定的内容多么不符，我们也知道，这样忠于友谊会让我们在各自的国家给自己带来危险。但是，正是这种危险让我们将自己的所作所为甚至升级为一种亢奋。我们就是要铤而走险，并且要享受铤而走险的乐趣，因为单单这将自身置于险境的行动，就足以给我们的抗议以真正的分量。我甚至与皮埃尔——让·茹弗一起在苏黎世举办了一次公开的朗诵会，这在这场战争期间是非常罕见的。他用法语朗诵他的诗作，我用德语朗诵我的《耶利米》中的片段。

　　正因为我采取了将一切公开摊牌的做法，这也表明在这一场大胆的游戏当中，我们是真诚的。至于领事馆和大使馆的人对我们有什么看法，那对我们来说无所谓，哪怕我们这样做是像科尔特斯^①将返回家乡的船给烧毁。我们直到灵魂深处深信不疑，真正的“叛徒”不是我们，而是那些在这一意外时刻背叛了诗人之人道使命的人。这些年轻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他们生活得多么有英雄气概！正是那位弗朗斯·马塞雷尔以他那些反对战争残忍的木刻版画，在我们的眼前展示出永远的战争画面，其中体现出来的激愤和狂怒，与戈雅的《战争的灾难》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位充满阳刚之气的男人日日夜夜不知疲倦地在无言的木头上刻画着新的形象和画面，那窄小的房间和厨房里已经堆满了这些木板。每天早晨《叶报》上刊登出来的版画控诉，并不是在指控某个国家，所有作品的控诉对象都是一样的，是我们的共同对手：战争。

　　①科特特斯（Hernán Cortés，1485—1547），西班牙的殖民征服者。1519年，他让自己的队伍在登陆之后将船队摧毁，断绝一切后路，以示背水一战征服墨西哥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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