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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但是,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报纸上突然开始争论起来。与此同时,争论的调门越来越高,让人感到这一切绝非偶然。塞尔维亚政府被指责曾默许谋杀行为,而且这种指责差不多也算明确表示:奥地利不能对刺杀如此深受爱戴的皇储伉俪的事件就此善罢甘休。人们不由自主地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某个公众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但是没有人想到战争。无论银行、商店,还是私人生活,都没有改变自己的轨道。这种同塞尔维亚无休止的争吵,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知道,说到底争吵的就是几个由塞尔维亚生猪出口而牵出来的贸易合同。

  我准备出发去比利时的维尔哈伦那里,箱子已经装好,我的工作进展顺利,躺在棺材里的皇储跟我的生活有什么相干呢?还从来没有过这么美的夏天,接下来的日子还会更美:我们全都无忧无虑地张望着世界。我还记得,在巴登的最后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去葡萄园散步,一位种葡萄的老农对我们说:“像这样的夏天,我们很久没有过了。要是一直这样,我们的葡萄酒可要好过任何年份。人们会记住这个夏天的!”

  可是,这位穿蓝色酒窖工装的老头不知道,他说出来的是多么残酷的千真万确之语。

  在奥斯坦德(Ostende)附近的海滨小浴场勒科(Le Coq)这里,也到处都是那种无忧无虑的气氛。每年夏天,我在去维尔哈伦的乡间小别墅以前,都在这里待上两个星期。享受度假乐趣的人们有的躺在沙滩上的彩色凉篷下,有的在海里游泳。孩子们在放风筝,年轻人在咖啡馆前的平台上跳舞。来自不同国度的人在这里和平相处,能听到很多人在讲德语,毗邻的德国莱茵兰地区的游客每年夏天都到比利时海滩来度假。打扰人们休闲的唯一因素是报童:为了更好地兜售报纸,他们大声喊着巴黎报纸上吓人的标题:《奥地利向俄国挑衅》《德国在准备战争动员》。

  我们可以看到,买报纸时人们脸上的表情怏怏不乐,但总是持续不了几分钟。多年来我们都知道,这些外交上的冲突总是在局势变得严峻前的最后一分钟还能够幸运地得到解决。为什么这次就不能呢?半个小时以后,就能看到这些一度心情沉重的人又已经兴高采烈地在水里扑腾了。风筝在空中飘升,海鸥在天上盘旋,太阳仿佛在含笑,给这和平的大地送来光明和温暖。

  可是,坏消息越来越多,危险性越来越大。先是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接下来是塞尔维亚方面支吾搪塞的答复;奥地利皇帝和德国皇帝之间电报频仍,此后便是几乎无法掩盖的军事动员。我差不多没法还待在这个狭小偏僻的地方,我每天乘有轨电车去奥斯坦德,以便得到更多的消息。消息越来越糟糕。人们还能在海里游泳,旅馆仍然是满的,为消暑而来的客人们仍然在海滨平台上散步、说说笑笑。但是,突然之间有新东西加入其中。比利时的士兵突然出现了,平时他们是从来不到沙滩上来的。机枪放在狗拉的小车上——这是比利时军队的奇特之处。

  当时我正和几位比利时朋友一起坐在咖啡馆里,有一位年轻的画家,还有诗人费尔南·克罗默林克(Fernand Crommelynck,1886—1970)。我们下午去拜访了詹姆斯·恩索尔(James Ensor,1860—1949),比利时最伟大的现代画家,一个非常特殊、离群索居、内向的人。他为自己给军乐队写的几个糟糕的波尔卡和华尔兹短舞曲产生的骄傲感,要远远超过对自己的油画作品——那些作品有着了不起的构想和斑斓的色彩。他让我们看了他的作品,这原本是他不太情愿的。一想到有人会买下他的画,就让他感到别扭而压抑。这些朋友告诉我说,他的梦想是能将这些画高价卖出去,同时他又可以保留它们,因为他对于钱和对于自己的每一幅作品的贪恋程度相同。

  每次当他不得不交出一幅画时,总会有那么几天陷入绝望当中。这位天才的贪财鬼的种种乖僻举动,让我们感到开心愉快。这时有一队士兵带着用狗拉着的机枪从我们前面走过,我们当中有一个人站起来去抚摸狗,这让陪行的军官特别生气,他担心允许人们对一件作战物品表示出喜爱之情会损害军事机构的尊严。“这样愚蠢地走来走去是要干什么?”我们当中的一位小声嘀咕。但是,另外一位马上激动地回答说:“必须未雨绸缪。就是说,在战争情况下,如果德国人从我们这里突破的话。”“绝不可能!”我带着真诚的信心说,因为在那个旧世界人们还相信条约的神圣性。“就算发生了什么事,法国和德国打到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了,你们也还可以安安稳稳地坐着!”然而,我们那位悲观主义者朋友也不让步。他说,如果在比利时有这样的军事安排,那就一定事出有因。

  早在几年以前,就有传闻说截获了德国参谋总部的一份秘密计划:尽管有各种承诺条约,一旦进攻法国的话,德国就会从比利时突破。但是,我也没有让步。我觉得这简直荒谬透顶,一方面让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悠闲愉快地享受着这个小小的中立国的地主之谊,另一方面却要在边境上驻扎严阵以待的军队。“无稽之谈!”我说。“如果德国军队进入比利时的话,你们可以把我吊在这个路灯杆上!”我今天还得感谢这些朋友,他们没有真按照我的话去做。

  但是,形势危急的7月最后几天接踵而至,每小时都会有一个跟其他消息相矛盾的新消息:威廉皇帝给沙皇的电报,沙皇给威廉皇帝的电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饶勒斯被谋杀。人们能感觉到,情势变得严重起来了。一道恐惧的冷风一下子就把海滩扫得空空荡荡。数以千计的人离开旅馆,涌向火车站,甚至连最不相信坏事会发生的人也开始加速收拾旅行箱。我刚一听到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就马上买了一张离开这里的火车票。那真算是赶上了末班车,因为那列从奥斯坦德开出的快车已经是从比利时开往德国的最后一趟火车了。我们站在过道里,非常紧张不安,大家都在互相说话。

  没有人愿意安静地坐下或者读书,每到一站都有人冲出车厢去打听新消息,心存一份秘密的希望:总会有那么一只决绝的手,还能将这已经脱缰的命运再拽回来。人们还不相信会有战争,也不相信比利时会被入侵。人们无法相信,因为他们不想相信这种发了疯的笑话。火车渐渐离边境线近了,我们进入了韦尔维耶(Verviers)车站,比利时的边境站。德国列车员上来,十分钟以后,我们就应该在德国境内了。

  但是,列车在驶向德国境内第一站赫尔倍施塔尔(Herbesthal)的中途,突然在没有车站的地方停住了。我们挤入车厢过道处,到窗口边。发生了什么事?在黑暗中,我们看到一列火车迎面开过来,敞篷的车厢,上面盖着帆布,我觉得我认出了帆布下面吓人的大炮形状。我的心脏都停止跳动了。这一定是德国军队向前线开拔。但是,也许这只是一种保护措施,无非是以战争动员做恐吓手段,而不是战争动员本身。我这样安慰自己。人总是在身处危险的时刻,意志还会再生出希望,巨大的希望。终于有了“通行”的信号,车轮又向前滚动,进入赫尔倍施塔尔车站。我一步跳下车门的台阶,打算买一份报纸,看一看最新消息。但是,火车站被军队接管了。

  我正准备进入候车室,一位白胡子铁路职员站在关着的门前神情严厉地说:谁也不许进入火车站。但是,从那被小心遮挡起来的门玻璃之后,我已经听到了军刀轻微的碰击声,以及枪托触在地上的声音。毫无疑问,可怕的事情已经开始:德国违背所有国际法,进攻比利时。我浑身战栗地登上了列车,火车继续行驶,开往奥地利。现在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我在驶向战争。

  第二天早晨到了奥地利!每个车站上都贴着告示,宣布了全面的战争动员。火车上挤满了刚入伍的新兵,彩旗飞舞,音乐声震耳欲聋。在维也纳,我发现整座城市陷入一种沉醉状态。最初对这场战争的惊骇,转变成了一种突如其来的兴奋。这是一场没有人想要的战争,民众不要,政府也不要,外交官们本来在以此玩弄手段、虚张声势,却没想到失手而弄假成真。维也纳大街上组成了各种队伍,突然之间到处都是彩旗、彩带和音乐。年轻的新兵在志得意满地行进着,他们面容灿烂,因为人群在向他们欢呼致意,这群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平时是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对他们欢呼致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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