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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在这三个小时里,我就深深地喜爱上了这个人,在我的一生中这种喜爱都没有改变。他的秉性中有一种稳健,他没有片刻显得沾沾自喜。他不受金钱的左右,宁可过着乡下人的生活,不愿意出于生计的原因写任何一行字。他不追求成功,从来不用迁就、逢迎、拉熟人关系来获取更多的成功。对他来说,有朋友以及朋友们的忠诚,这已足够。他甚至摆脱了对一个人来说最危险的诱惑——荣誉——但是他终于还是实至名归地收获了荣誉。他始终光明磊落,心中没有任何芥蒂,从不为虚荣所惑;他是一个自由坦荡、生性愉快的人,很容易为任何一种兴奋所感染。和他在一起的人,会感到自己也因为他对生活的意愿而受到感染,并因此感觉充满活力。

  现在他这么活生生地站在我这个年轻人的面前:这位诗人,正如我所愿望的那样,正如我所梦想的那样。在我们相遇的第一时刻,我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心:要为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效劳。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因为这位欧洲的歌咏者在当时的欧洲还没有什么名气,而且我也预先知道,翻译他那些经典著作以及他的三个诗剧需要我两三年内不再写作。在我决定将自己的力量、时间和激情用来为别人的著作服务时,我也给了自己最好的东西:道义上的任务。我那目标不定的寻找和尝试,现在有了一种意义。如果今天我要给一位还不能确定自己道路的年轻作家提出忠告的话,我会建议他去为一部伟大作品付出些什么,作为展示者或者作为传播者。对于初出茅庐者而言,在带有付出性质的服务中所能找到的把握,要比在自己的创作中多。一个人带着献身精神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是徒劳无益的。

  在我几乎一心一意从事维尔哈伦诗集的翻译,并为一部他的传记做准备的两年里,我也在间歇中做了很多旅行,其中一部分旅行也是做公开演讲。翻译维尔哈伦作品这件似乎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现在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感谢:他在国外的朋友开始注意到我,不久以后我的朋友们也注意到了。有一天,埃伦·凯伊(Ellen Key)找上门来。这是一位非凡的瑞典女性,她曾经以无比的勇敢在那个目光褊狭、阻力重重的时代为妇女的解放进行斗争,而且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在自己的著作《儿童的世纪》里提出这样的警告:青少年的精神易受伤害。

  经她介绍,我在意大利得以与乔瓦尼·切纳(Giovanni Cena)相识,并被引荐到他的诗歌圈子里;也是经由她,我赢了挪威人约翰·博耶尔(Johan Bojer)这位重要的朋友。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这位国际文学史大师也开始注意到我。不久以后,也是由于我的传播,维尔哈伦在德国声名鹊起,甚至超过了在他自己的国家。最著名的演员凯恩茨和莫伊西(Moissi)登台朗诵由我翻译的维尔哈伦的诗。马克斯·赖因哈特把维尔哈伦的《修道院》搬上了德国剧院的舞台。对于这些,我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了。

  不过,现在终于不得不想到,我自己除了对维尔哈伦的责任以外,还有另外一份责任。我需要结束大学的学习,最终要把一顶哲学专业的博士帽拿回家去。这也就是说,在几个月之内要将全部的经院教学材料学完,而这份工作是那些规规矩矩的大学生用四年时间来做的。我和埃尔温·吉多·科尔本海伊尔(Erwin Guido Kolbenheyer)——我年轻时的文学伙伴,今天他也许不愿意回忆起这些事情,因为他成了希特勒德国的官方诗人和院士——一起通宵达旦地研读。

  但是,他们给我安排的考试并不难。因为我在文学方面的公共活动,那位与人为善的教授对我已经有所了解,也能恰到好处地开个小玩笑。在正式考试前的预先谈话中,他笑着说:“您可不愿意被考问精确逻辑方面的问题。”的确,他后来提出的问题都是在一些不那么尖锐的领域,他知道我会有把握的领域。那是我第一次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一门考试,而且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也是我的最后一次考试。现在,我的外在生活是自由了。所有那些年,直到今天,我的一切斗争所要争取的,就是保持内心享有同样的自由。然而,在我们的时代,这一努力正变得日益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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