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仆勒波雷拉(1)_茨威格

一

　　作为一名公民，她的姓名叫克蕾申琪娅·安娜·阿罗伊西娅·芬根胡贝尔，当时三十九岁，本是齐勒谷中一个小山村里的弃儿。在她的仆佣身分证里“体貌特征”栏中划了一条斜线，表示没有什么可记。然而，如果公务员们责无旁贷，必须描述反映性格的特点，那么只消抬头瞥她一眼，便一定会在那个地方填写：像一匹疲于奔命，骨骼粗大，干瘪如柴的山区驮马。这是因为下唇沉沉垂落的样子，略长而又线条粗糙，面孔晒得黑黑的椭圆形脸廓，尤其是蓬乱、浓密、一绺绺沾着垢腻搭在额上的头发，所有这些让人一看就觉得有几分马相。她的步态也透出倔犟，透出阿尔卑斯山里溜花蹄的老爷马那种难以驾驭的驴骡般的脾性，这类牲口不分冬夏总是驮着木背架，总是磕磕绊绊地慢腾腾走在那里多石的山间羊肠小道上，闷气郁结，时而爬坡而上，时而顺谷而下。克蕾申琪娅干完了活，就像卸掉马笼头，这时她习惯于松松地合拢骨节突出的双手，斜拄着两肘，浑头浑脑地在那里发呆，如同养在厩里的家畜，仿佛各种感官都已经收拢进去。她身上的一切都给人以生硬、笨拙、沉重的感觉。她思想迟钝，领会极慢：任何初次形成的想法都像渗过一张难透的筛子，然后缓慢地滴落进她的意识深处。可是，一旦她接受了新鲜的东西，便顽强而贪婪地紧抓不放。她从不阅读，既不看报，也不翻阅祈祷书。书写让她犯难。她写在厨房账本上的那些歪歪斜斜的字母，竟然使人想起她自己那粗笨的、无处不见棱角的躯体，她全身显然没有任何清晰的女性外表。而且她的声音也像她的肢体、额角、臀部和两手那样粗硬，尽管蒂罗尔山民重浊的软腭音并不难发，可她却老是吱吱嘎嘎地结巴得厉害——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克蕾申琪娅不对任何人多说一句话，也没有任何人看见她曾经笑过一回。在这一点上，她也完全同动物一样，因为或许比失去语言更要残酷的是：那些无意识的上帝造物未被赐予欢畅而奔放的表露感情的笑。

　　作为私生儿，她成了全村的累赘，就这样逐渐长大起来。十二岁时，她便受雇为做粗活的女仆；后来当了一间餐室的清洁工；最后由于她在一家车夫酒馆干活卖力，一股子韧性和犟劲引起了注意，被抬举进了一个体面的客栈做厨娘。在那里，她天天早上五点钟起来就开始干活：打扫、揩抹、生火、擦刷、拾掇、烹煮、捏弄、揉搓、挤压、洗涤、煎炸，一直干到深夜。她从来不度假，除了去教堂，从来不上街：圆形灶孔里那团灼人的火对她来说便是太阳；这些年来她劈开的成千上万块木柴就是她的树林。

　　男人们都不理睬她，或许是因为她咬紧牙关操劳了四分之一世纪，以致女性的千般风韵在她身上已无迹可寻。或许是因为她不通人情，不爱说话，见到有人表示亲近，便以粗鲁的态度相拒。她惟一的乐趣来自攒钱。出于乡巴佬和老处女那种囤积居奇的本能，她固执地积攒着，免得到了老年又要无可奈何地在贫民院里吞咽村民施舍的苦涩粗食来苟活。

　　也仅仅是为了钱，这个浑人在三十七岁那年头一遭离开了蒂罗尔山乡。一个以介绍职业为生的女中间人在消夏时见她从早到晚在厨房和餐室里发疯似的干活，许诺她有双倍的工钱，说动她去了维也纳。在火车上，克蕾申琪只是张开嘴巴吃东西，不对任何人说半句话。虽然同车的旅客和气地表示愿意帮她把装着家当的沉甸甸的草编篮子搁到行李网架上去，可是她却仍然把它抱着平放在已经给压得生疼的膝盖上，原因是：在她那大而无当的山民额头里，诈骗与盗窃是同大都市这一概念胶合在一起的。她到维也纳以后，最初几天，人们不得不陪着她去市场，因为她怕那些车，就像母牛怕汽车一样。可是到她认得了去市场的那四条马路，便不再需要任何人陪伴，独自挎着篮子，低头慢吞吞地从家门口走到摊档前，又回到家里，打扫、生火，像在原本那个灶头一样在另一个灶头拾掇，并未注意到有什么变化。晚上到了九点钟，和在山村里这个时候一样，她便上床，张着嘴巴睡得像一头野兽，直到第二天早晨闹钟嘎啦嘎啦响起来才醒。她不接近任何人，所以谁都不知道她是不是适应，或许她自己也不知道觉得怎么样。如果吩咐她做什么事，她也只是闷声闷气地回答：“哦，哦。”要是她不这么想，就把肩膀拱起来。那些乐天的女佣投去戏弄的目光，她都漠然置之，宛如水落兽皮一滑而过。只有一回，一个女工嘲讽地模仿她的蒂罗尔土腔，对这个难得开口的人不停地挪揄，这时她猛地从灶孔里抽出一根烧着的木柴，朝那个骇然叫喊的女仆扔去。从那一天起，大家都避开这个会陡然暴怒的女人，谁也不敢再讽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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