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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婚礼之后,接着就发生了战争。爱情、婚姻、灾难三部曲。照瑞妮的说法,这是不可避免的。

  战争于一九一四年八月爆发,也就是在我父母结婚后不久。兄弟三人毫无疑问地都应征入伍。现在想来,这样的毫无疑问令人惊讶。三兄弟身穿军装照过一张神气的合影:三个人的额头看上去严肃而天真,留着稚气的小胡子,露出冷静的微笑和坚定的眼神——虽然还未成为正式的军人,却摆出一副军人的派头。父亲的个头最高——他总是将这张合影放在他的桌子上。

  他们参加了加拿大皇家军团;来自提康德罗加港的新兵都编入了这个团。很快他们就被派往百慕大,以接替驻守在那里的英国军团。因此,战争的第一年,他们主要是进行队列训练和学习军规军纪。他们在来信中说,他们也会闹点小事之类。

  祖父本杰明急切地读着这些来信。时间一天天过去,可谁胜谁负却始终没有定论,祖父变得越发紧张和担心。事情的发展本不该如此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生意倒是越来越红火了。他还发展了赛璐珞和橡胶的业务,钮扣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幸亏阿黛莉娅在世时曾帮助他与政界有过接触,因此他的工厂收到了大量来自军队的订单。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诚实经营,不卖假货或次品。他并不是一个发战争财的人,但也不能说他没有从战争中获利。

  战争对钮扣业十分有益。战争中丢失大量的钮扣,每次都需要整箱整箱、整车整车地补充。它们不是被炸毁了,就是在路上散落了,或者在大火中烧掉了。内衣的命运也同样如此。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战争是一场神奇的大火——一场巨大规模的炼金大火,腾起的烟雾将大火变成了金钱。至少这在我祖父身上得到了实现。然而,这个事实已无法再使他的心灵快乐,也无法再维持他的正直了,尽管在最早他自鸣得意的那几年可能如此。他想要他的三个儿子回来。那倒不是因为他们去了什么危险的地方;他们还在百慕大,在阳光下列队走步。

  从纽约州的芬格湖度完蜜月回来,我的父母亲就一直住在阿维隆庄园,直到他们能够建起自己的房屋,而母亲则留在那儿为祖父管理家事。他们实在是人手短缺,因为所有的劳力要么去工厂,要么去打仗了,同时也因为大家觉得阿维隆庄园要带头削减开支,母亲坚持饭食简单:星期三吃炖肉,星期天晚上吃烤大豆——这也很合祖父的胃口。实际上,他从未对阿黛莉娅原先的豪华菜单感到自在过。

  一九一五年八月,加拿大皇家军团奉命撤回哈利法克斯,准备开赴法国。部队在港口呆了一个多星期,添补给养、招募新兵,并且把热带军装换下来,穿上更暖和的军装。士兵们还发到了罗斯步枪,可是后来都在泥地里卡壳,弄得他们手足无措。

  我母亲搭乘火车去哈利法克斯为父亲送行。火车上挤满了上前线的男人。她弄不到卧铺,于是只好一路坐着。走道里到处都伸着脚,堆放着包裹,还放着痰盂。咳嗽声、呼噜声(无疑是醉酒后的呼噜)响成一片。当她看着周围一张张稚气未脱的小伙子的脸,她突然真切地感受到了战争——那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现实。她年轻的丈夫可能会因此丧命。他的身体可能会被毁灭;可能会被撕碎,可能会成为战争的牺牲品——看来,现在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牺牲了。伴随这种意识而来的是绝望和恐惧。不过,我相信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凄凉的自豪。

  我不清楚他们俩在哈利法克斯是住在哪儿,住多久。是住在一家体面的大酒店里,还是由于房间紧张而窝在下等客栈或港口边的廉价旅馆里?他们在一起是待了好几天,还是一个晚上,还是几个小时?他们俩做了些什么,又说了些什么?我想也就是一些平平常常的事吧,可究竟是什么呢?如今是再也不可能知道了。后来,“苏格兰人”号海轮载着军团的官兵起航了,我母亲与其他妻子们站在码头上哭泣着向亲人挥别。或许母亲没有哭泣,因为她觉得不能这样放纵自己。

  父亲在信中写道:我正在法国某个地方。我无法形容这里发生的一切;我也不会去形容。我们只能相信,这场战争是出于正义,是为了维护和推进现有的文明。伤亡(此处一个字被划掉)难以计数。我以前不知道人类擅长什么。要忍耐的已超出了(此处一个字被划掉)。我天天都在想家,特别是想你,我最亲爱的莉莲娜。

  在阿维隆庄园,我母亲开始把意志付诸行动。她对公共服务抱有信念;她觉得,她必须卷起袖子为战争做点有用的事情。她组织了一个“慰问团”,通过捐赠品义卖来筹钱,然后用这钱买小包的烟草和糖果寄往前线的战壕。她为这些活动打开了阿维隆庄园的大门,但据瑞妮说,办这些事把地板弄得一塌糊涂。除了义卖,每个星期二的下午,她的小组就会在客厅里为部队编织衣物——新手们织浴巾;熟手们织围巾;老手们织连帽大衣和手套。不久,又征召了一批“星期四志愿者”;她们是从若格斯河南岸来的一些年长的、文化较低的女人,但个个都是编织能手。这些人为亚美尼亚的挨饿儿童和所谓“海外难民”编织婴儿服。编织了两个小时以后,她们便在餐厅吃一顿简单的茶点;此时,彩绘玻璃上的圆桌骑士和他的情人会懒洋洋地俯视她们。

  当伤残的士兵开始出现在街道上和邻近几个镇上的医院里(提康德罗加港还没有医院),母亲会亲自去看望他们。据瑞妮说,她看望的大多是那些最惨的伤员——破相或残废的士兵。每次回来,她都会筋疲力尽,心烦意乱,甚至还会在厨房里哭泣。这时,瑞妮会冲一杯可可给她喝,让她支撑住。瑞妮说,她从不爱护自己,因而毁了自己的健康。尤其是从她的身体状况来看,她是在拼命地工作。

  拼命地工作,不爱护自己,毁了自己的健康——这曾经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美德啊!这种无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只有通过严酷自律、克服人的劣根性才能获得。而到了我生活的时代,这种诀窍或秘密想必已经丢失了。或许,由于母亲的遭遇对我的负面影响,我并没有去尝试。

  至于劳拉,她一点都不无私。她倒是性格敏感,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生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初。我出生后不久,珀西在伊普尔前沿阵地的炮火中阵亡了。七月份,埃迪在索姆牺牲;或者说,人们认为他已经死了:他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是在一个大弹坑旁。这两件不幸的事让母亲难以接受,而对祖父的打击更大得多。八月份,祖父得了严重的中风。他说话和记忆都出现了障碍。

  母亲非正式地接过了管理工厂的工作。她周旋于祖父(据说他处于病后恢复期)和其他人之间,每天还要与工厂的男秘书和各种各样的工头会面。由于母亲是唯一能听懂祖父说话的人,或者说她自己认为她能,因此她成了他的翻译,也成了唯一有资格握着祖父的手帮他签名的人。谁敢说有时候她不会照自己意志行事呢?

  厂里也不是说万事太平。战争开始的时候,有六分之一的工人是女性;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数量已是三分之二了。剩下的男人都是些老弱病残,或者是由于其他原因不能上战场的。这些人对女工的剧增感到不快,于是就发泄对她们的不满,或者开下流的玩笑。反过来,这些女工认为他们是懦夫或懒汉,掩饰不住对他们的藐视。事物的自然顺序——我母亲认为的自然次序——就是把事情反过来做。不过,工人的工资给得很高,而钱给生产加足了油。总的来说,我母亲有能力将厂里的事处理得顺顺当当。

  我想象祖父夜晚坐在他的书房里,坐在红木桌后面那张缀满铜钉的绿皮椅里,交叉着两手的手指——一只手有知觉,而另一只手却没有知觉。他在听是否有人来了。门半开着;他看到门外有个影子。他说:“请进。”——他心里想说——可是没人进来,也没人回答。

  粗鲁的护士来了。她问他一个人坐在黑暗中想些什么。他听到一个声音,但不像是人在说话,更像是乌鸦叫。他没有回答。她抓住他的胳膊,轻易地将他从椅子里拉起来,胡乱地把他推到床上。她的白裙子发出沙沙的声响。他听到一阵干风吹过长满秋草的田野。他听到了冬雪的低语。

  他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死了吗?他希望他们再活过来,平安归家吗?如果他的希望成为现实,他自己的结局会不会更令人伤心?也许会更令人伤心——事情往往是这样——但这样想并不能给人多少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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