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何时是新的(11)_六十年代

新左派何时是新的(11)

　　革命青年组织的另一个分支倒退到了30年代。它强调工人阶级和黑人，而不是青年，应该作为革命的先锋队。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副主席卡尔·戴维森（Carl avidson）、麦克尔·克朗斯基（MichaelKlonsky）和鲍伯·埃维肯（Bob Avakian）的领导下，这一组织痛斥新左派的美国观，而代之以毛派和斯大林派的人物及第三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就是说，采取与社会民主党和左派自由党对立的态度。党的组织形式也遵循相应的路线。这是对早期新左派的彻底反驳，是进步工人党的镜像。组织里没有任何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位置；它故意不动声色地吹捧老左派自以为是的风格。有一段时间，我们像是看一部重拍的老电影，但像所有的重放电影一样，它已经失去了原始的语境。

　　在1969年分裂之前，业已存在的主流派作为第二个倾向逐渐回到了左派自由主义政治，虽然当初他们吸收了新左派的思想。下面这些人是社团的组织者：麦克·安撒拉（Mike Ansara），他后来组织了“麻省公平负担协会”；保罗和希瑟·布斯（Hea山er Booth），他们建立了中西部学院，训练社团和“公民行动”的组织者；李·威勃（Lee Webb），他是佛蒙特公民行动联络会的领袖，后来建立了争取替代州和地方政治的协商会；当然还有海登本人。

　　历史地看，这一群体在人民阵线的意义上讲是老左派。他们的任务是把像环保主义分子、工人阶级的外围组织这样的新选民带入工人自由党的联合中，并为民族政治议程带来新的议题。后来有一个为安全、干净、廉价的能源而奋斗的议题成为70年代布斯领导下的联合政治的中心议题。公民劳工能源联合会可能是这一主流倾向的典范形式。它联合了“能源和利用”组织、工会和公民团体，开展了反对大公司运动，反对那些应该为提倡和制造核能负责、为提高石油和电力价格向立法委员施加压力的大型公用设施部门。公民劳工能源联合会是新的公民组织在地方和国家范围内的基本榜样。除了反对大公司这一点，新公民团体大多拒绝任何具体的意识形态政治。近几年，公民行动联络和联合组织已经以自由党候选人的名义重新加入了当地的民主党政治，对扭年代和40年代的进步政治在原有指导思想方面进行了重新改造。但是，从一开始，选举政治就附属于超国会的立法机关和街道活动。虽然60年代涌现出很多主流的东西，但是它们把这一些统统抛在身后，而在民主党左翼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三种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种须向是新女权主义组织的形成，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很多人谈及。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派和反对男性新左派性别主义中形成的极端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一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反战组织和各种各样的反传统文化群体都有一个基本看法：对一个男性领导者来说，女性是油印员，冲咖啡、做饭的人和床上伴侣。在早期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虽然女性在成员中占有很大比例，但我回忆不出任何一个重要的女性人物。当运动进入社团组织或群众反战活动时，女性应该在实际工作中担任负责任的角色，但是就算曾经有过的话，她们也很少被当作领导。至于社会反应方面，我记得有几个例外：在芝加哥北部组织白人母亲从事社会救济工作的凯西·海登（Caesy Harien）；西海岸的贝蒂·加曼（BettyGarman）；纽瓦克的吉尔·汉姆伯格（Jill Hamberg）。我确信，在60年代中期，有更多的女性领袖。但是，我也同样确信，她们受到了大量的辱骂，人格也受到过侮辱。在《左派研究》编委中，在主要的反战联盟中，在反传统的文化团体中，我们只是一群男性精英。女权主义运动远非一代人的特征；它代表着、发动着、体现着女性本身作为一个大的性别团体的利益。

　　第四个倾向虽然规模很小，但并非不重要。有这一倾向的团体保持着新左派根深蒂固的信仰，它尊崇的是非中心化、公有社会的目标和美国社会的民主革新。杰瑞米·布雷切（Jeremy Brecher）、布鲁斯（Bruce）、凯西·布朗（Kathy Brown）、保罗·布雷尼斯（PaulBreines）、司徒（Sin）和利兹·易文（Liz Ewon）及其他很多人都成了新型的自由社会主义的作家和公共活动家。在思想方向上，他们不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但确实是反政府主义者和反官僚主义者。60年代末，我也曾持这一倾向。对于我们来说，新左派的两个悲剧是列宁主义的介入和左派自由主义的联合。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回到了乔治·卢卡契（Georg Lukacs）、罗莎·卢森堡（Rusa Luxemburg）、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及后来萨特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在新型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摒弃了无效的政党政治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努力保留工人委员会的反议会、或至少超议会的观念。我们赞扬削平代后创意大利未经工会允许的突然罢工，我们从法国1968年5月的事件中吸取了很多灵感。

　　这一倾向并不是一次运动，但很多新刊物都有着同样的观点。一些地方组织的活动都是通过它们得到启示的。最终，这种新马克思主义激发了其在大学里的复活。这种倾向虽然逐渐消失，但是今天它作为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在激进分子中仍然在广泛的活动范围内保留了下来。

　　60年代，我退出了工会，决定与我过去的职业政治生涯告别。1966年，我被指控“在劳工运动中领导了共产主义反战的阴谋活动”，不得不流亡波多黎各，于是，我在新左派组织中的正式活动便结束了。出于基本的同情，石油化学和原子能行业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对右翼的压力作出了反应，把我派往加勒比执行一项组织任务，这样便避免了不得不开除我的局面。最后，我向组织清了假以撰写《虚假的承诺》一书。而后来，我回大陆旅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斯·尼克松（Russ Nixon）建议我去看一看纽约反贫穷组织的人们。接着，我接到了前工会人士、机械师、就业部的部长助理鲍伯·什拉克（BobSchrank）的雇请，便愉快地接受了。我已厌倦了旅行和汽车旅馆，厌倦了工会的日常工作。虽然对我来讲，工会仍然是任何可能的社会改革运动的重要部分，但劳工领导人的生活已不再属于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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