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眼(66)_肯·福莱特

六六

　　“看在上帝的分上，拉我上去吧。”他粗声呼叫。

　　费伯的身子又向下倾斜了一些，他问道：“你是怎么知道那卷胶卷的？”

　　“求求你，拉我上去吧。”

　　“把胶卷的事说清楚。”

　　“啊，天啦。”戴维以极大的毅力集中思想说，“你去了汤姆的外屋，外衣放在厨房火炉旁烘。等到汤姆又去取威士忌时，我掏了你的口袋，发现了底片——”

　　“就凭这么点证据，你就要杀我吗？”

　　“那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你在我屋里同我妻子……英国人不可能有那种行为——”

　　费伯不禁哈哈大笑，原来这人还是孩子气十足。“底片现在在哪儿？”

　　“在我口袋里……”

　　“把底片给我，我就把你拉上来。”

　　“还得由你拿，我不能松手。快点……”

　　费伯匍匐在地，把手伸到戴维的雨衣下，然后伸到他胸前的外衣口袋里。手指一摸到胶卷筒，他就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小心地把它取了出来。他看看胶卷，好像原封未动。他把胶卷放在自己的外衣口袋里，把口袋的扣子扣好，然后把手伸向戴维。这一次他不会再犯错误了。

　　他抓住戴维攀着的那根灌木茎，狠狠地连根拔掉。

　　戴维一声尖叫：“不！”他另外一只手无可挽回地从石缝滑落时，他拼命在抓别的地方。

　　“这不公平！”他尖声吼叫。接着，他的手从石崖缝隙中滑落了。

　　他在空中好像悬了一会，然后又下落，途中两次撞到了岩石，终于坠下大海，溅起了一阵浪花。

　　费伯对着大海看了一会，以确认他不会再浮起来。“不公平？还有什么公平不公平？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战争时期吗？”

　　他对着海面又注视了几分钟，其间曾看到像是一件黄色雨衣在水面上一闪，等他认真观察时，雨衣就不见了。他只看到海涛和岩石。

　　突然间，他感到浑身软弱无力。身上的伤痛一处接一处地在刺激他的神经：受伤的一只脚，头部碰撞后的疼痛，整个脸上伤痕累累。戴维·罗斯表现的是一副傻相，好大喜功，他也是个可怜的丈夫，临死前还发出乞求仁慈的呼喊；但是他曾经是个勇敢的男子汉，他为祖国而献身——这是他的贡献。

　　费伯不知道他自己会不会像戴维那样死得其所。

　　他转身离开了悬崖，回到已经翻了的吉普车那儿。

　　第二十八章

　　珀西瓦尔·戈德利曼感到精神振奋，充满信心，甚至还受到鼓舞——往日他很少有这种感受。

　　不过，他回想起来又觉得并不那么自在。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可以采用鼓动性的讲话，而知识分子以为他们对于鼓动性的谈话是有免疫力的。他虽然知道这位大人物对他的接见事先经过周密的安排，言谈的轻重缓急，正如交响乐团的演奏一样，调子早就定好了，但是那次谈话仍然对他有影响。其效果正如学校板球队队长临阵前聆听了教练的告诫。

　　回到办公室以后，他一心想干点什么事。

　　他把伞放在伞架上，挂起了湿淋淋的雨衣，然后对着橱门上的镜子照了照自己。自从他加入到英国反间谍阵线以后，他的面貌毫无疑问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一天他看到自己在1937年的照片，那是他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讨论会上与几个学生的合影。那时他的面孔看上去竟然比现在还老：皮肤苍白，头发纤细，脸上修得很不干净，穿的是一位退休老人的衣服，很不合身。现在纤细的头发已经没有了，他几乎是个秃头，只是周围还有一圈毛发，像个僧侣。那身衣服看上去像个企业经理，不像教员了。看样子——他觉得自己已经在想像着——他的下巴更坚定，目光更有神，修面也更加认真了。

　　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点了一支烟。这种花样翻新的东西并不受欢迎，它弄得他咳嗽更加厉害。他想戒烟，可是已经上了瘾。而且，在战争期间，英国人几乎都抽烟，甚至有一些女人也都抽烟。这也难怪，她们和男人干同样的活，染上男人的恶习也顺理成章。戈德利曼正呛着烟，咳了起来。他把烟在罐头盖上捻灭——他将罐头盖当成了烟灰缸使用（陶瓷烟灰缸很稀少了）。

　　他在思考一些麻烦事儿：他虽然受到鼓舞，但要去执行的任务却难以完成，因为那一番鼓舞并没有提供有实际意义的线索。他想起在大学时做的一篇论文，论述的是令人费解的一位中世纪修道士，名叫“树之托马斯”，论文涉及到这位修道士的周游情况。戈德利曼须着手解决一个虽然不大、却颇有难点的问题：描述五年的周游历程。这五年间修道士有八个月的行踪飘忽不定，他有可能在巴黎，也有可能在坎特伯雷。戈德利曼无法确定究竟在哪儿。这个问题不解决，整篇论文的价值就会受到影响。他所查阅的文献里对这一段时间根本没有记载。既然没有记载，也就无法搞清那修道士的行踪，问题可以这样不了了之。可是，年轻的戈德利曼充满着青年人的乐观精神，偏不信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他先做出设想：托马斯那八个月的行踪，一定在某个地方有所记载——众所周知，中世纪发生的事几乎都没有记载，但是他不顾这个事实。他认为，托马斯如果既不在巴黎，又不在坎特伯雷，那一定在两地之间的路途中。后来，他在阿姆斯特丹一家博物馆的海运记录中发现：托马斯那一段期间乘了一艘开往多弗的船。那船在航行途中因大风而偏离航线，终于在爱尔兰海岸一带遇难。这篇历史研究的论文成了范文，戈德利曼也因此晋升了教授。

　　这种思维方式或许也可以用来解决寻找费伯行踪这一难题。

　　费伯溺死的可能性最大。如果他没有死，现在他也许到了德国。这两种可能性都没有为戈德利曼提供可以追踪的路线。因此它们都应该被排除。他必须做出这样的设想：费伯仍然活着，而且在什么地方上了岸。

　　他走出办公室，来到楼下的地图室。舅舅特里上校也在那儿，叼着香烟，站在欧洲地图前面。戈德利曼意识到最近一些日子，作战部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高级官员们在认真研究地图，一声不响地估量着战争的胜负。他以为，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制定了各种计划，开动了庞大的机器。主要的决策者们已经别无他事，一心等着看他们的战争谋划是否正确。

　　特里看到他进来就问道：“和大人物会见如何？”

　　“他在喝威士忌。”戈德利曼答道。

　　“他一天喝到晚，但似乎从来不碍事。”特里说，“他怎么说？”

　　“他要个盘子，里面放的是‘针’的头。”戈德利曼来到对面墙上挂的英国地图前，手指着阿伯了问，“假如是你派遣德国潜艇来接出逃的间谍，潜艇要安全到达海岸线，你看最近点在哪儿？”

　　特里站在他身旁，对着地图打量。他说：“不会进入3英里的限区，最好离海岸线10英里以外。”

　　“说得对。”戈德利曼用铅笔画了两条线，都与海岸平行。一条离海岸3英里，另一条10英里。“再想一想，如果你是个外行水手，驾一条小渔船从阿伯丁出海，那么你航行多远以后就会开始感到不适应？”

　　“你的意思是想了解，驾这样一条渔船从道理上说能航行多远？”

　　“正是这个意思。”

　　特里耸了耸肩，说道：“这得问海军啊。若问我的看法，总在15到20英里之问。”

　　“我也这么看。”戈德利曼以阿伯丁为中心，以20英里为半径画了条弧线。他指着平行线与弧线围成的区域接着说：“看，如果费伯没有死，那他现在要么回到了大陆，要么就在这一区域内的某一个地方。”

　　“可是这一带并没有陆地。”

　　“有没有大一点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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