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眼(10)_肯·福莱特

一〇

　　卡纳里斯打进英国的间谍都是无用之辈（距他们上次谈话已经有三个月，而特里重新谈起时，那口气仿佛是只隔了五分钟）。多萝西·奥格雷迪就是典型。在怀特岛上，她正在割军用电话线，我们当场把她逮住。她写信寄往葡萄牙，用的是隐显墨水，你在玩具店里都能买到。

　　遣送间谍在9月又掀起了一阵浪潮。他们的任务是在英国搞探察工作，为入侵做准备。工作内容包括：把适合登陆的海岸、运载部队的滑翔机能使用的场地和道路、坦克陷阱、道路障碍、铁丝网障碍等都绘制成图。

　　他们在人员选派上似乎很不像样子，选派的人被仓促召集起来，缺乏应有的训练，装备也很差。9月2日至3日夜里潜入的四个人便是典型。这四个人是：梅尔、基布姆、庞斯和沃尔德伯。基布姆和庞斯黎明时分在海斯镇附近登陆，被萨默塞特郡的轻步兵团的托勒维二等兵抓获。

　　沃尔德伯正设法向汉堡发信号，内容竟然是：

　　安全到达，文件已毁。离海岸200米有英国巡逻队，海滩设有褐色通信网，铁路枕木在50米外。无雷。几无士兵。碉堡未完工。新建公路。沃尔德伯。

　　情况很清楚，他不仅不知道自己位于何处，而且连代号也没有。他的汇报的质量能通过下面的事实说明问题：他根本不了解英国的许可证法，早上9点钟就去了一家酒店要买1夸脱苹果酒喝。

　　（戈德利曼听到这儿哈哈大笑。特里说：“先别笑，更好笑的还在后面呢。”）

　　店老板叫沃尔德伯10点再来，并建议他到乡村教堂那儿看一看。令人惊奇的是，沃尔德伯在10点整准时赴约。骑自行车赶来的两名警察把他逮捕了。

　　（戈德利曼插话说：“这就像《又是他》广播节目里播出的片段。”）

　　逮捕梅尔是在晚几个小时以后。各地后来又陆续逮捕了11名间谍，其中大多数踏上英国国土只有几个小时便落了网。他们几乎全都上了绞刑架。

　　（“几乎全部？”戈德利曼问道。特里说：“是这样，不过有两个移交给了我部的B-1（a）。待会儿我再谈这方面的情况。”）

　　还有一些间谍降落在爱尔兰境内。有一个名叫厄恩斯特·韦伯-德罗尔，是个很有名的杂技演员，在爱尔兰有两个私生子。他在那儿的许多音乐厅巡回表演过，号称“世界上最强健的人”。加德·西奥查纳的人把他逮捕，罚了他3镑后，也把他交给了B-1（a）。

　　还有一个叫赫尔曼·戈茨，不是降落在爱尔兰，而是误落在北爱尔兰的乌尔斯特。他遭到爱尔兰共和军的抢劫，便穿着皮内衣游到博伊恩河，最终吞下了自杀药丸。他带了个手电筒，上面标有“德雷斯顿造”的字样。

　　（特里说：“既然逮捕这帮笨蛋这么容易，为什么还要派遣像你这样有才能的人去抓他们？有两个原因。第一，漏网的间谍是多少，我们还不知道；第二，如何处理那些没有绞死的间谍，事关重大。B-1（a）正是负责这项工作。不过，要把这事讲清楚，我还得从1936年谈起。”）

　　阿尔弗雷德·乔治·欧文斯是一家公司的电子工程师，那家么司与政府签订了几份合同。他在30年代先后几次去过德国，在那儿收集了一些零星的技术情报，并自愿提供给海军部。海军情报局后来把他转给了MI6。MI6便着手对他训练，让他当一名间谍。他们后来截获了一封信——那是他寄往已经查明的德国秘密地点的——他们这才发现：德国反间谍机关也在大约同一时期接收了他。像这样的人显然谈不上忠诚。他只是想当一名间谍而已。我们称他为“雪”，德国人称他为“约翰尼”。

　　1939年1月，“雪”收到了一封信，信里有（1）一架无线电发报机的使用说明书；（2）维多利亚车站行李寄存处的一张寄存票。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他被逮捕，人连同发报机（他凭行李寄存票取了一只箱子，发报机就在箱子里）都被监禁在旺兹沃思监狱。他与汉堡方面仍然联系，不过一切电文均由MI5的B-1（a）代写。

　　德国反间谍机关让他和在英国的另外两名德国间谍取得联系，我们立即把那两个人逮捕。他们还给了他一套密码和一份无线电举报机的详细操作程序，这些东西都极为珍贵。

　　“雪”后面相继出现了“查理”、“虹”、“夏天”、“饼干”，到后来敌人的间谍已形成了一支小小的部队。他们和卡纳里斯都有定时的联络，显然受到信任。但是英国的反间谍机构完全控制了他们。

　　事态进展到这个地步，MI5已隐隐约约看到一个令人畏怯而又引人入胜的前景：要是稍有好运气，德国在英国的整个谍报系统将会完全听从他们的摆布。

　　“把间谍变为双重间谍，而不绞死他们，这样做有两大好处，”特里一面上手表的发条一面说话，“敌人由于以为自己的间谍仍然在发挥作用，他们就不会再派别的间谍来代替，而另派的间谍我们未必都能抓获；另外，由于这些间谍向上司报告的情报均由我们提供，就可以蒙蔽敌人，导致他们战略上判断失误。”

　　“这可能不大容易办到。”戈德利曼说。

　　“是不大容易。”特里开了一扇窗户，以驱散室内浓密的烟雾。“要想办得到，我们这套系统一定得没有丝毫破绽。要是这儿真正有一些名副其实的间谍，那么他们发出的情报与双重间谍的就会发生矛盾。这样德国反间谍机构就会有所怀疑。”

　　“听起来很令人鼓舞。”戈德利曼高兴地说。他烟斗里的烟丝已经燃尽了。

　　整个上午，特里第一次露出了笑脸。“这儿的人会告诉你，我们的工作很艰苦，工作时间长，高度紧张，而且常常碰到挫折。当然，干起来也很令人兴奋。”他看看表，接着说，“哦这儿有个年轻人，非常机灵，我想让你见见他，现在就带你到他办公室去。”

　　他们出门上了几层楼；经过几道走廊。特里边走边说：“他名叫弗雷德里克·布洛格斯。你要是拿他的名字开玩笑，他可要发火的。我们从伦敦警察厅擅自把他要了过来——他本来是政治保安处的监察官。你要是缺少人手，就可以用他。至于军衔，你当然比他高。不过，我不该多谈这种事——在这儿工作的人都不介意这种事。我想，我也没有必要同你谈。”

　　他们走进一间没有装饰的小房间，这儿的窗子面对着一堵光秃秃的墙。室内没有地毯，墙上悬挂着一位很标致的姑娘的照片，衣帽架上有一副手铐。

　　特里说：“弗雷德里克·布洛格斯，这位是珀西瓦尔·戈德利曼，你们谈谈吧。”

　　坐在办公桌旁的那人白肤金发碧眼，生得很结实，但身材矮小——戈德利曼思忖着：他那个身高怕是才勉强达到能进警察机关的标准。他的领带虽有点刺眼，但坦诚的面孔令人感到很舒服，笑起来很有吸引力，握手也很有力量。

　　“同你说些什么呢，珀西——我正要赶回家吃午饭，”他说，“跟我一道吃饭去不好吗？我妻子做香肠、油炸土豆条的手艺不错。”他的伦敦口音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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