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49)_彼得·赖特

四九

　　我在莱肯菲尔德大楼第八楼监听了这次会晤的实况。弗洛拉·所罗门性格古怪，很不可信。她对菲尔比恨之入骨，但却不肯向阿瑟透露自己与菲尔比等人的关系。经过一番耐心的开导，她终于开口说了实话。原来在战前她同菲尔比交往密切，而且还挺喜欢他。在菲尔比任《泰晤士报》驻西班牙新闻记者时，有一次回伦敦还带她出去吃过一顿午餐。用餐时，菲尔比告诉所罗门，他正在为保卫和平干着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需要人帮助，并问她是否愿意帮他完成任务。他告诉所罗门，他正在为共产国际和俄国人工作，并说这是一个伟大光荣的事业，希望她也能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去。所罗门拒绝入伙，但她对菲尔比说，如果他山穷水尽，可以随时去找她帮忙。

　　阿瑟不再追问了。这就是所罗门的故事。我们怀疑她在三十年代对菲尔比的态度是否比她所说的更激烈，但这点和我们的工作关系不大。所罗门在谈话时，常常容易激动。

　　她尖声尖气地说：“我决不公开作证，这样太危险了。你们都知道，自从我同维克托谈过这件事以后，托马斯就出事了。”她指的是菲尔比的朋友托马斯·哈里斯，他是一个美术商，不久前在西班牙死于一起神秘的车祸。

　　她声嘶力竭地叫道：“我知道如果我作证，这件事肯定会泄露，那么我的一家可怎么活啊？”

　　她虽然口口声声说她害怕苏联人，但对菲尔比却还有另一种感情。她说她仍在关心菲尔比。但后来她在闲谈中又说，菲尔比对待他的情人们的态度非常可怕。根据她的谈话我推测她和菲尔比在三十年代肯定是一对情人。虽然所罗门对此并没有承认。所罗门之所以蓄意报复菲尔比，肯定是因为菲尔比在几年以后为了另求新欢而抛弃了她。

　　获得了戈利金和所罗门的这些情报以后，军情六处的狄克·怀特和军情五处的罗杰·霍利斯一致同意派人去贝鲁特再次审问菲尔比。为了准备这次审讯的材料，伊夫林·麦克巴尼特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起草了一份长篇报告。她从一九六二年八月开始起草，直到年底才完成。然而就在临行前的最后一分钟，计划改变了。按原定计划，去贝鲁特审问菲尔比的是阿瑟，他从一九五一年起就一直负责菲尔比案件的侦破工作，比任何人都熟悉案件的全部情况，但他临时接到通知，改派尼古拉·埃利奥特去提审。埃利奥特是菲尔比的亲密朋友，曾任军情五处贝鲁特分站的站长，最近刚刚回来。埃利奥特现在相信菲尔比确实犯了罪。上级认为让埃利奥特去更能激发菲尔比的良心，而我们这些知道这一决定的人都感到吃惊。独断专行是促成这一决定的因素，但决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们军情五处的人一开始就怀疑菲尔比有罪，现在总算找到了让他陷入绝境的证据。而菲尔比在军情六处的朋友，主要是埃利奥特一直都对菲尔比有罪的说法表示抗议。现在铁证如山，可他们却想把这证据藏起来，不让外人知道。选择埃利奥特去审讯的决定引起了大家的强烈不满。埃利奥特是伊顿公学前任校长的公子，具有一种谈吐高雅、穿着讲究的贵族气质。但决定终究是决定，一九六三年一月埃利奥特带着一份正式对菲尔比提供豁免权的建议书，离开伦敦飞往贝鲁特。

　　一周以后，埃利奥特得意洋洋地回到了伦敦。菲尔比招供了。他承认了他从一九三四年起就当了间谍。菲尔比还说，他想回英国，甚至已经写了认罪书。这个使我们徘徊了很久的谜终于解开了。

　　菲尔比认罪的消息传来，秘密世界里的许多人都觉得自己老了许多。当时我已年近四十五岁。怀疑真相是一回事，听到一个人吐露了真相又是一回事，突然间感到这场游戏没有多大意思，重大的危险已经过去了。这个案件同逮捕朗斯代尔不同，逮捕朗斯代尔不过是警察抓小偷，当你发现菲尔比——一个你可能喜欢，或者可以一起喝酒，或者你所赞赏的人竟然向你的敌人出卖了一切，你就会想起我们的间谍工作和全部行动全都变成了废品，不禁感到青春的美好时光已经流逝，黑暗时期已经开始。

　　过了几天，阿瑟在走廊里把我叫住。他那镇定的神态有些奇怪。平时他总是匆匆忙忙，甚至有点紧张过度。此刻他仿佛亲眼目睹了一场车祸。

　　“金（即菲尔比）走了。”他悄悄地对我说。

　　“我的上帝，他是怎么走的……”

　　阿瑟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惨淡的笑容，说道：“和一九五一年的那两个人一样……”

　　菲尔比的叛逃挫伤了军情五处高级官员的士气。他叛逃以前，有关军情五处被渗透的说法一直对外保密，而他叛逃以后，这些说法就由内部传了出去，而且愈来愈令人恐慌。毫无疑问，菲尔比的情况同麦克莱恩在一九五一年时的情况一样，是接到了某个人的提示才叛逃的，而这个提示人就是暗藏在军情五处的属于“五人集团”的第五人。这个设想和戈利金提供的“五人集团”的证词完全吻合。这个“五人集团”是由伯吉斯、麦克莱恩、菲尔比，几乎可以肯定还有布伦特，以及这第五个间谍组成的。这个间谍在一九五一年的调查中蒙混了过来，一直未暴露，现在正在窥视着危机的发展。

　　温特博恩经常和我谈起这个问题。他坚信，我们的上层藏有间谍。

　　“我不相信我们就真的这么无能。”他常常这样说。

　　对他这种想法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是“唱诗班”行动，甚至八年以后，温特博恩还常常激动地提起它。在那次行动中我们发现，苏联人堵住了我们探测话筒的针孔。当然使他产生怀疑的还有其它一些事件。有一次，我们在中国大使馆的电话上安装了特别装置，但苏联人马上就把它取了出来。另外，福尔伯事件也增加了他的怀疑。“党务”行动以后，军情五处继续搜寻英国共产党的关于苏联给英共秘密资助的档案。据我们判断，这些档案也许就藏在鲁宾·福尔伯的公寓里。福尔伯不久前受命当了苏联资助的出纳员。福尔伯是个杰出的英国共产党员。当时他登广告找一名有才能的人住到他公寓的底楼里，于是我们就趁机派了一名特工打进了他的公寓。当我们正在计划对他的公寓采取行动时，他就把我们的特工撵走了，而且根本没向这名特工说明叫他搬走的原因。

　　正当莱肯菲尔德大楼被这些忧虑纠缠不清的时候，我却在科学理事会闲荡着。我决定亲自作些自由调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慢慢地从档案室借来一些档案。最初借来的是五十年代中期我参加过的话筒行动的档案：伦敦的“唱诗班”行动、加拿大的“蚯蚓”和“猪笼”行动——这三次行动都失败了，原因至今仍未查明。另外还有澳大利亚的“老鼠”行动。我对这些失败的行动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关于它们失败的原因可以有种种复杂的猜测，但军情五处内藏有间谍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有些行动使温特博恩忙得不可开交，但最后仍归于失败。对此，也有许多解释。也许我们的手脚太笨，也许福尔伯只是胡乱猜疑我们的特工人员，但我觉得这难以令人信服。泄密是完全可能的。我又从档案室里借出五十年代我插手的双重间谍案件，一共有二十多件，都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当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业务水平和无线电监视设备，但蒂斯勒案件却使我们对内部是否藏有间谍产生了疑问。卢拉柯夫一莫罗试验并不能排除苏联人除了窃听我们监视队的无线电通讯以外还有一个两条腿的情报源的可能。还有朗斯代尔和最近发生的菲尔比案件，我们的行动没有一次成功，这些事件在不同程度上都证明了苏联的干扰。

　　任何问题无论怎样错综复杂、令人不可思议，但终归有一天会得到解答。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在白金汉门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对近八年的工作细节进行了反复的核对和比较，终于使整个问题明朗了。我们过去的猜测，现在找到了证据。我们内部肯定有间谍，问题是这个间谍是谁。接着我又苦干了几个星期，对档案的出借和归还日期—一进行了核对。借阅这些档案的总是这么五个人：霍利斯、米切尔、卡明、温特博恩和我自己。我知道这个间谍肯定不是我，也决不会是温特博恩，这个间谍不会是卡明，他不会干这种卑鄙的勾当，那么有嫌疑的就只剩下霍利斯和米切尔两个人了。难道会是霍利斯？这个人狂妄自大而且刚愎自用，像个独裁者，我和他彼此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那么会不会是霍利斯的副手米切尔呢？对米切尔我了解得就更少了。他总是不敢正眼看人，而且遮遮掩掩令人怀疑。再者他聪明伶俐，完全具备间谍的条件。我知道我的挑选也许是出于偏见，但在我的心目中，我倾向于米切尔是间谍这种假设。

　　一九六三年初，我觉察到有人在监视我的行动，这个人不是霍利斯就是米切尔。每当我进行私人调查，我总把档案锁在保险柜里，然后用铅笔做上记号，如果有人动过，我马上就会知道。一天上午，我发现办公室保险柜的档案动过了，而只有两个人才能开我的保险柜，局长和副局长，他们保存著有关所有保险柜的暗码复制件。疑团愈来愈多了，间谍已经蹑手蹑脚从门外的走廊上走过来。

　　奇怪的是，自从菲尔比叛逃以后，阿瑟和我疏远了。当然他公务繁忙，不过每当我问起他的工作时，他总是巧妙地避开话题。有好几个晚上，我和他在他的尤斯顿车站附近的公寓里聊天，每当我提起戈利金一案时，他都否认他正在作进一步调查。我相信我随时都有可能被解雇或者被调离，所以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去阿瑟的办公室。我随身带着三十八件有关私人调查的档案。

　　我提请他注意双重间谍案中的某些细节，诸如某件不了了之的话筒案件。“你看这些档案有用吗？”我向他探问道。而阿瑟除了看看我的档案以外，什么也不说。终于有一天晚上，阿瑟问我：“彼得，你知道是谁，不是吗？”

　　“不是罗杰就是格雷厄姆。”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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