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克星(12)_弗多尔·布特尔斯林

一二

　　勾心斗角

　　淡淡的灯光在桌子上那装有白兰地酒的酒杯中轻轻地摇曳，在古色古香的家具那暗淡的表面闪烁，在枝形吊灯那水晶玻璃中稀奇古怪地折射，在土库曼贴金人编织的那贵重的深古铜色地毯上隐没。地毯很大，夸张点说——极大。这块地毯就像成熟了的麦田，在整个办公室内伸展。柔软而光滑的绒抚磨着脚掌，每个赤脚从上面走过的人，一定都会回想起趟水过小河时所出现的那种感觉。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还有巴黎产的绘有十八世纪早期田园诗般的牧童图案的戈别林双面挂毯，有路易十六时期精美的手工制品，还有它们旁边的一块做工粗糙的珍贵的土库曼贴金壁毯。没挂戈别林地毯的那面墙，用浸染的柞木镶嵌着，而这一切，又成功地与具有帝国风格的精致奇巧的酒吧相谐调。软垫矮凳、安乐椅、沙发——所有这些，都是用带金色压花纹的最精细的红色皮革包装的；墙上挂着三幅海上风景画：一幅是艾瓦佐夫斯基的，还有两幅是康斯太布尔的，无疑，这都是仿制品。

　　诚然，带有一个大监视器及一些沿着地毯曲曲弯弯铺开的导线连接的计算机，与办公室整体风格确实有点不太谐调。还有一个人同整个的富丽堂皇多少有些不谐调，他正坐在计算机旁边。这人个头不高，但肌肉相当丰满，他两肩溜圆，一张红红的圆脸和一双路微凸出的眼睛使他好像一只煮熟的螃蟹。一只粗糙的钻石戒指戴在他那多毛的像小香肠似的手指上。他在如此装饰的屋子里面，给人的感觉是，他不过是个仆人，顶多是个管家的角色。

　　而实际上，他却是这个屋子的主人。

　　坐在计算机旁边的这个人从光盘箱中取出一盒光盘，打开它，拿出第一张光盘，将其放火光盘驱动器里。他看了一下放在键盘下的纸条，调出数据库。几秒钟后，在显示器上开始闪现出一些带有公式、数字及某些符号的波纹。男人久久地企图探究它门所代表的真实含义，但是并无成效。终于，他不耐烦了，关掉了计算机，一口气将桌子上放着的白兰地酒喝干。当然喽，办公室的主人停止摆弄计算机，并把它放置在那里，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未必懂得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化学公式。他没能完成中等教育，刑满后，他又开始从事一种违法的特殊活动，这一切当然未必有利于对科学知识的掌握，甚至当你打算靠它们挣钱的时候。直到现在他还得靠小抄来操作计算机，因为他记不住什么时候应该按动哪个键子。

　　这位主人名叫伊万·谢尔盖耶维奇·苏哈列夫。然而，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莫斯科城外，人们则更经常用“苏霍伊”这个绰号称呼他：有人带着谄媚取宠的敬意，有人带着下意识的恐惧，还有一些人则带着公开的仇恨。

　　在当今俄罗斯，丑恶现象、贫穷和犯罪行为在一天天增长，一夜之间就暴富起来的大款，常常比那些进过监狱和沿街乞讨的人发达快得多。因此，能够成为如此豪华住宅的房主也是很罕见的。自然，苏霍伊属于少数者之列。

　　还是在几年前，当他刚刚“被踢开”，也就是刚刚刑满释放时，他惘然若失地站在监狱的大门旁，根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不会干活，也不想干活，但是，却想拥有很多很多，并想马上就拥有一沓一百美元一张的钞票，一辆带变色玻璃的豪华型小轿车，三居室的住房及一群淫荡而又傻乎乎的漂亮娘们儿——他已想像不出再多一点儿什么了。

　　要知道，现在已经有一些人，他们所拥有的要比所有这一切多得多……而他，又有什么比他们差的？

　　带着一脑子想法，苏哈列夫回到了莫斯科，回到了家。很快，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他遇见了童年时的朋友瓦列里·阿特拉索夫。当时，苏哈列夫一家住在索科利尼科大院，也就是住在瓦列里·阿特拉索夫一家相邻的一个大院里。顺便说一下，阿塔斯（阿特拉索夫的绰号就是这么个叫法）——这位以前运动员的生活目标，在当时，跟苏哈列夫没有多少差别，如果说有差别的话，也只是在数量上：他所要拥有的，不仅是一辆轿车，而是两辆，最好是三辆或者五辆；不是一沓绿色的美钞，而是一皮包，最好是整整一箱子：不是三居室的住房，而是五居室的……

　　在八十年代末，莫斯科及莫斯科人成功地为自己制定了一些新的市场关系方面的法规：“商人”及“办合作社的人”这些词已不含贬义。

　　阿塔斯（同他一起的还有苏霍伊）很快抓住了时代的潮流。

　　这个潮流的特点，简单地说，就是如果你不想挣钱，你就可以到有钱人那里去借钱。

　　瓦列里·阿特拉索夫，这个不久前的国际级拳击运动健将，由于创伤不得不离开拳击台。这位运动员具有出色的组织才能，很快就组成了一个不大但却十分机动的运动队：打着运动队的旗号，招募了一批善于空手道、拳击、摔跤、滑雪和举重的运动员。这些人智力上没有负担，他们不善于动脑筋，他们除了会打嘴巴子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其他本事了。可是，尽管如此，这些人却希望最大限度地得到生活乐趣，而且越快越好。顺便说说，莫斯科大部分强盗集团正是这样开始组成的。它们的名称现在大众早已有所耳闻：户外流浪汉集团，“摇椅”——地窖之友集团，军队之友集团……

　　原先的拳击队在前苏联首都进行犯罪活动方面是名列前茅的，现在，他们重又夺回了旧日的荣誉。首先，拳击队给亲信们营造了一个“栖身之地”，即外汇倒卖黑市、赌场及地方一些小商人在地铁各站点设立的商亭——起步资金就这样筹集起来了。很快。就向几乎同时成了权威的阿塔苏进发，并开始纠集各种力量—一那些从前被判过刑的人，那些地方上的流氓，那些只想成为窃贼的人，以及那些曾在实力部门工作并掌握大量行情的政府官员。这一重新成立起来的犯罪机构迅速成为首都最有影响的机构之一。瓦列里和他的运动队还排挤了“乞艺科夫”们——人们通常用“乞乞科夫”称呼从事犯罪活动的车臣人以及莫斯科近郊那些为数众多的出名的武装匪徒。这些组织都有冠冕堂皇而又使人难于理解的名称，首都的居民对他们既迷信又害怕。

　　不长时间，阿塔斯那原本不大的运动队就变成了一个队伍整齐、组织纪律严密的集团，其中有在编经济学家、间谍、反间谍人员、鉴定专家以及高功率“能量转换器”——“黄牛”和他们所领导的站在最前列的几个“小分队”。瓦列里无所不管的触角伸到各个领域：银行、公司、交易所、警察局、法院及检察院。据说，还伸向了国家高层官员，甚至伸向了国家杜马议员……

　　苏霍伊作为该组织发起者之一，自然很快沿着官职的等级步步高升。一九九二年，他成为第一副手，即阿特拉索夫的主要助手。

　　阿塔斯一贯认为自己绝对具有某种帝王之相，因此，他总是致力于研究一些战略、策略问题、总体规划以及自身实践中从未遇到过的那些有预见性的宏观问题：像“暗箭”问题、“突袭”问题、“麻睑人”及其他一些问题。作为一个具有无限权力的主宰者，他的位置要高于这一切。他把一切日常工作都推给了苏霍伊，而后者，显然在这方面进展顺利，成绩斐然。

　　作为运动队毋庸置疑的首领，“从前的运动员、现在的讹诈者”的阿特拉索夫，跟其他那些年轻一代的权威者一样，根本不去遵循从前那些陈规旧俗。差不多还是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时期及斯大林时期，劳改管理总局制定的俄罗斯刑事犯罪方面的“条文”，已经过时。在很多有争议的问题上，他坚持按自己的方针办。的确，由于社会形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犯罪方面，人们现在看待类似的事情要比几年以前简单得多。

　　当然这远不是一切……

　　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那依琴柯，也就是科通，他是名副其实的大盗，属于俄罗斯正统的刑事罪犯，属于流氓或新经济政策时期的那一代人。他恪守一切与其相关的观念，维护一切与其关联的东西。他曾在马加丹附近的集中营当过看守，从一九八二年起，他每天从打铃到打铃，纯属瞎忙活了十年。自然，离开边远地带，他不可能喜欢首都这种新的兵力配置，因为这样一来，他总觉得自己是个初闯江湖的新手；可是，他不想进监狱却偏偏进了监狱；不想走出铁丝网，却偏偏又得到了自由……

　　于是，他开始整顿团伙秩序。这是一种非常有声望、有影响的举措，因为在他的后面有一个盗贼兄弟会，兄弟会中压倒多数的纹身同行们支持他，更主要的是有行会的声援及窃贼们团结一致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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