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连(11)_史蒂芬·安布罗斯

一一

　　跳伞训练是定期进行的，而且是全副武装，学习利用降落伞的吊带引导自己避开灌木丛、道路、电话线杆、石头墙或者小树林，降落在开阔地或者耕作的庄稼地上。由于英国的气候寒冷潮湿，他们坐在C－47上等绿灯亮起的时候，双脚已经麻木了，落地时的剧烈撞击使他们感到钻心的疼痛。这些跳伞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学习在人员着陆后如何迅速集结。第一次进行这种训练的时候，E连2排的弟兄就遇到了麻烦，因为他们降落在离空降地带25英里的地方。

　　气氛比较紧张，驻扎在附近的第82空降师的人，把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情况说给101师的弟兄们听。军官们尤其感到了战前的压力，但谁都不像索贝尔。温特斯说过这样的话：“这从他的性情上就表现出来了。他的脾气变得更乖戾，更像个虐待狂。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中士厄尔·黑尔回忆说：“有人在搞抽奖，赌的是谁会干掉索贝尔。”索贝尔弄到了一件空军的羊皮夹克，觉得很自豪，在野外训练中就把它穿在身上，使他变得越发显眼。蒂波记得，当时连队准备进行一次实弹突现靶演习，“索贝尔有几次差点被打中。从背后和侧面打来的子弹不止一次地从离索贝尔脑袋很近的地方嗖嗖地飞过去。他连忙把身体向下一缩，猛然回头喊上一两声，然后一跃而起。很多人因此发出笑声，或者打起手势。我不相信索贝尔会认为那是些偶然发生的事情，不过也许他就是这样认为的。不管怎么说，他还是那样跳上跳下、跑来跑去的，好像一切都很正常。”

　　下面的人继续在作弄索贝尔。二等兵乔治·鲁兹能模仿别人的声音。有一天晚上，在进行越野行军的时候，E连走在全营的前面。行进速度老是因为碰到铁丝网而受影响。走在前面的是索贝尔。

　　“索贝尔上尉，”一个声音喊道，“遇到什么障碍了？”

　　“铁丝网。”索贝尔回答说。他还以为是在回答营长奥利弗·霍顿的问话呢。

　　“把铁丝网剪开。”鲁兹继续大声模仿着霍顿。

　　“是，长官。”索贝尔回答后就下令把铁丝剪拿到前面去。第二天上午，威尔特郡的农民就找到了斯特雷耶中校，一个劲儿地诉说铁丝网被剪开的事，说他们的牛现在跑得到处都是。斯特雷耶把索贝尔找去。“你们为什么要剪铁丝网？”

　　“是命令我剪的，长官。”

　　“谁？”

　　“霍顿少校。”

　　“不可能。霍顿有事上伦敦去了。”索贝尔傻了眼，可是一直也没搞清楚是谁在捉弄他，所以也无法进行报复。

　　E连的军官、军士和士兵最担心的不是他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他的乱发脾气、动辄“嗨哟，还想当伞兵呢！”的挖苦以及他对战术问题的鲁莽态度。他们对他的不满日益增长，尤其是军士们。私下里叽叽咕咕有不少议论，不想要索贝尔率领这个连去打仗。其中起领头作用的一个是1排那个来自北达科他州21岁的中士迈伦·迈克·兰尼，还有一个是3排的“讨厌鬼”哈里斯。军士们心里都很清楚，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微妙，同时也非常危险的局面。如果采取行动，就会使他们面临战时不服从命令或者企图哗变的指控，不采取行动就会使全连遭到覆灭。

　　兰尼、哈里斯和其他军士都希望排长们能把这个问题反映到辛克上校那里去，也希望辛克本人能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悄悄地把索贝尔换掉。不过这样的想法太天真。年轻军官的责任就是支持连长的工作，他们怎么会到上校那里去反映连长的问题呢？他们会反映什么呢？E连在全团、在野外作业中，在营区里、在体能比赛中一直是走在前面的。在一群中士和下士的不满与压力面前，辛克上校怎么可能不支持他手下的连长呢？这些人正准备去和世界上最可怕的军队去作战，而不是去进行比赛或者辩论。

　　所以，私下的议论仍然在继续。虽然索贝尔和军士长埃文斯依然很孤立，但却有很大的指挥权。

　　周末的外出以及英国铁路的优良服务使他们可以暂时脱离这种紧张的气氛。对于来自美国的年轻军人来说，1943年深秋初冬的英国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跟他们同龄的英国青年军人都到意大利或者到离家很远的训练营地去了，所以感到孤独、厌世、没有男朋友的女人到处都是。美国军人的薪饷很高，大大高于英国军人，而且伞兵每个月还有50美元的额外补贴。啤酒非常便宜，而且很多。只要出了奥尔德本，所有的羁绊都没有了。他们已经做好了去消灭敌人或者牺牲自己的准备，况且他们大多数都是二十一二岁的年轻人。

　　在10月23日的一篇日记上，温特斯是这样写的：“虽然我并不喜欢陆军的生活，可是这支部队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次度假。这些年轻人在家的时候一直在从事劳动，现在参了军，什么负担也没有了。大家都异口同声地承认，他们在家里的时候从来没有喝得这么醉过。”

　　当时的兴奋、不断进入他们头脑的万花筒般的印象、躲避严格训练的迫切需要、即将去打仗的种种想法，还有索贝尔小鸡肚肠的吹毛求疵，所有这些统统搅在一起，造就了这一令人难忘的时光，也驱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去充分享受这段时光。“伦敦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个魔毯。”卡森写道，“在它的大街上行走，可以看到来自自由世界各个国家的军人。他们的青春活力洋溢在每个公园和每家酒吧。他们的足迹留在了皮卡迪利广场、海德公园、莱斯特广场、特拉法特广场、维多利亚公园。他们来自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抵抗运动、波兰、比利时、荷兰，当然还有英国和美国的军人。”

　　“这些日子是我终身难忘的，因为即使在20岁这样的年龄，我知道自己所看到的和正在经历的一些东西，也许将不复存在。战时的伦敦是个很独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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