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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〇


  这笔投资完全值得,这有许多理由。给了勒菲蒂钱,坎特和罗西就可以使他确信:他们愿意与他在一起干,他相信他们是歹徒。

  联邦调查局因此而获得了所有党徒家族的极有价值的情报;我们甚至成了纽约、密尔沃克和坦帕的三个家族的“合作伙伴”。这些情报在法庭上都成了证据。

  断断续续给勒菲蒂一些钱,我们的破案工作比常规情况要少花许多时间,或许要少花好几年。而那种常规工作还不一定能获得起诉的罪证。

  在黑手党里生活了6年,并没有改变我做人的价值。如果问到我的家庭,那倒是破案工作不能算是理想的成功的原因之一。

  那么长的隐蔽工作,也完全没有改变我外表上的举止言谈。摆脱在破案工作期间所表现的一些习俗或举止,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问题。

  我还保留了一些老练党徒的架子。

  老练党徒不用事先保留位置。他们大摇大摆地进了某个饭店,只报了一下名字。店主人总是说:“抱歉,我们没有那个人的位置。”老练党徒虎视眈眈地说:“没有位置,什么意思?”主人立刻就把桌位安排好。

  我曾以“公民”的身份干过几回那样的事。我从眼角上看到蓓基在一旁直摇头……但是我都干成功了。

  有许多人在公开场合下遇到矛盾就后退。但是,在老练党徒的世界里,没有后退可言,对于招待员、售货员或其他人都不会后退。他们对自己不会说“算了吧”,而是勃然动怒。这并不是欺负别人,至少不是有意动武。

  可是我弟弟见我那么干,他会说:“乔,你又不是和老练党徒一道。”我的回答是:“当你觉得自己所干的事是正确的,为什么要惧怕别人?”

  在我打交道的所有党徒中,人们问得最多的是关于勒菲蒂·甘斯·鲁吉埃诺。

  勒菲蒂出狱以后,他会不会要干掉我呢?他的保释期到1992年生效。

  我认为会这样。我还知道,黑手党也会想干掉他,因为是他把我作为伙伴带进了黑手党。

  像勒菲蒂这样的党徒,毫无疑问属于旧派范畴。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知道黑手党已经有了要干掉他的协议。但是,他并没有变节。他比年轻一代的党徒大多数人更具有适应能力。他有强烈的荣誉感,尽管他完全有可能被自己同伙干掉,他仍然保持那种荣誉感。他坚决拒绝与联邦政府合作,不肯为了减轻判刑而受到联邦政府证人保护法的保护。

  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勒菲蒂,首先就保护他,在他受审、坐牢期间继续对他保护;可是他发誓要干掉我,而我却不能受到联邦政府的保护,这自然很有讽刺意味。不过,事情就是这个理,我还得靠自己。

  勒菲蒂如果能活到出狱的时候,如果他要想干掉我……我不会为此而担惊受怕。无论是他出于报复的动机,或者是别的党徒为了干掉我而得到那500,000美元的悬赏,我都会作好准备。我身上随时都带着0.38口径的手枪,想赢我的人非出类拔萃不可。

  我所接触到的黑手党成员或与黑手党接近的人中,我比他们任何人都强,我有这种感受。我是好人——我没有干什么坏事,我只是执行我的任务。

  我采取了正常的预防措施,每天正常地生活,尽量不去想他们对我的暗杀协议。

  我说尽量不去想,可有时候也想到那样的事。但是我没有因此而做噩梦。

  黑手党并不是世上第一个组织相信这样的事实,即任何事物都不能和坏了名声相比。当这本书以精装形式问世以后,外面传来的消息说:大部分老练党徒都看了这本书。知情者向联邦调查局特工报告说:除了勒菲蒂以外,党徒们都喜爱看这本书。不过,他们还说:我本不该写这样的书。除此以外,他们没有更进一步的反应。党徒们毕竟没有水平做读书评论。

  他们看了此书有什么感受,我们没有得到更多的情况,这些毕露无遗的评论大量揭露了黑手党社会。那些评论使我想到了勒菲蒂说过的话。他当时教育我一个老练党徒应该如何言谈举止。他说:当了老练党徒的伟大之处就是可以撒谎、偷盗、欺骗以及杀人,而且这一切都是合法的行为。

  我所接触到的党徒都认为自己的行为合法,他们从来不以为自己在犯罪,不承认自己是歹徒。他们来自亚文化群地方,那里的犯罪是允许的,正常的,甚至还很“光荣”。我在书中暴露了他们真实的情况,老练党徒显然为此而高兴。

  第二种反应是,我不该写这本书,这可能表明:他们仍然以为“多尼·布拉斯柯”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在他们看来,我背叛了他们。这种看法倒符合情理。党徒们认为,同政府合作在道义上应受到谴责,那是一种“犯罪”。如果一个老练党徒背离了黑手党的价值体系,他不仅玷污了自己,也玷污了他的罪恶的家族。这个家族在街坊邻里中、在商业团体中都失去了尊严。

  当然,勒菲蒂看了这本书所作出的反应又当别论,因为这本书公开告诉了党徒:他已经列入了被谋杀的名单之中。

  1986年9月,我就脱离了联邦调查局。在写本书期间,我还在反对黑手党的案件中为政府作证。我希望要我作证的日子尽快结束,好使我结束过去,走向未来。

  我计划写另外一本书,把我的经历搬上银幕。也许我这本书还会再次成为畅销书,甚至获得电影艺术科学院颁发的年奖。但是,我家里没有任何人会大吹大擂。

  这里我指的并不仅仅是我自己这个家,还包括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包括蓓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一些亲属。

  我的隐蔽生涯改变了我和他们所有人的关系,我干些什么同他们怎么也说不清。

  他们知道我干隐蔽工作,但为我担心,因为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会不会因为需要而对他们讳莫如深,会不会因为某种原因而改变了我的人品。有些隐蔽工作者确实发生了那样的情况。在那些日子里,我无法使他们思想上安宁。

  在黑手党家族委员会和皮扎饼联络一案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双方家庭的生活比我在隐蔽工作期间更加糟糕。我在法庭上作证,我的姓名和身份都公开了,我每天24小时都有人保护。蓓基和女儿们都更换了姓名住到了远远的地方。但是,我的家以及蓓基的家里个个都处在担惊受怕之中。我的岳父早上不敢开车出门。打电话时,家里人个个都不敢提到我的名字,生怕电话线上有窃听装置。不久,危险的气氛似乎笼罩在各个地方。几年前,我弟媳和我弟弟在纽约开了一家饭馆。未想到有个在那儿吃饭的人和党徒有联系。等我的情况在报上公布以后,那人对黑手党的一个头头说,他有办法找到我。

  对于蓓基、女儿们以及我自己,我与黑手党的整个经历永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我的大女儿至今没有看这本书。她说:她不想再次重温我隐蔽工作的那些往事。

  今天,我和蓓基及女儿们外出时,用的都是不同的姓名。有时候还绕道旅行,分开乘坐飞机。

  我们遇到人时,还得编造一下过去的历史。对于联邦调查局,我和蓓基还是有点自豪感,可是现在我不能说我是个调查局的特工。

  6年的生涯……蓓基说,如果再有这样的事,她就要另找出路,因为6年没有丈夫这太过分了。

  我对此无话可说。

  还有6年,我在重大审案过程中都作为主要证人出庭。我的家庭与黑手党的牵连已达12年之多。

  我和代表政府审案的律师们在一起待的时间,和我同党徒打交道的时间实际上同样多。

  至于在我写作中,我们这12年已经搬了6次家,今后搬家的次数还会更多。

  我还会干隐蔽工作吗?我先前已经说过,从职业上说,我会。从个人上说……

  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我和勒菲蒂再次相会,我知道我不会谈什么;我也知道,他也没有那种机灵说些讥讽话。但是我想象中会有这样的最后一次对话:

  “勒菲蒂,我为自己所干的事而自豪。如果要我再干,好啊,我就干,”我会这样同他说。“我揭露了黑手党,我们抓获了100多名罪犯……”

  “好啊,是好,你真不错,揭露了我们。”勒菲蒂会这样回答,“既然你干了好事,揭露了我们,那你和你的家庭今生今世还为什么要过着隐蔽的生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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