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2)

二

　　1981年7月26日，我结束了我的秘密生涯。从那以后，我就紧张地投入审判和证词方面的准备工作。

　　我忙得团团转。为了对黑手党成员进行起诉，为了对审判工作作好准备，美国检查官们不停地工作着。审判主要涉及到他们在纽约、密尔沃克、坦帕和冈萨斯等城市从事的讹诈勒索、赌场以及谋杀等罪恶活动。在首都华盛顿总部，我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准备全国各地的其他案件。这些案件并不需要我的证词，但却需要我提供情报。时间一周一周、一月一月地过去了，我和起诉人员一起，为在大型陪审团面前作证，为一切突如其来的审判作证。

　　纽约是黑手党几个主要家族的大本营。仅仅就这个城市有时同时对黑手党的审判多达五六处。根据我们的调查而进行的这些审判名声大振，比如对最大的海洛因走私案“皮扎饼联络”一案的审判，以及对全体黑手党的统治组织“黑手党委员会”一案的审判等。由于我在黑手党内部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我能对所有审判提供相关的情报，并且能全部作证。而且，我还要对6个城市的一二十个审判作证，这些审判的时间跨度在5年以上。

　　联邦调查局起诉的案件最终将多达100件以上，这些案件也都要审判定罪。到了1987年，隐蔽特工、执勤特工、警察、美国检查官以及情报人员这支联合大军炸毁了“科萨·诺斯特拉”的心脏①黑手党局面的改变将会一蹶不振。每一个单个的黑手党家族的头领要么被控、要么坐牢、要么在审判结束之前就死亡。我们追捕的黑手党党徒几乎无一漏网。

　　①　科萨·诺斯特拉（LaCosaNostra），意为“我们的事业”，是美国黑手党犯罪集团的秘密代号，1962年被揭露。

　　但是，那些年的成绩毕竟不能和隔了多年的情况相比。由于多年的隐蔽生涯和“直截了当”的调查，我们在1982年8月份就发动了审判攻势。当时我们既无暇、也无意要搞些什么庆祝活动。我们刺痛了黑手党，使他们处于难堪的境地。正因为如此，黑手党就像马蜂窝一样混乱一团。匪徒们在自相残杀。匪徒内部凡过去相信我的人现在要么已经死亡，要么我们已确定了目标叫他必死无疑。我在隐蔽期间熟悉的十几个匪徒已经被暗杀，至少那两个特别因为和我有联系的家伙肯定已被干掉。一名被控受贿赂的警察已经自杀。

　　对我来说还有作证的任务，我不得不回避歹徒。

　　在密尔沃克市，我在作证指控密尔沃克黑手党头领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的时候，一位辩护律师问我：我在隐蔽期间，我和我一家实际上住在什么地方。原告及其律师都表示反对回答。美国地方法官泰伦斯·T·艾文斯指示要我回答。强行要我回答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我说：“阁下，我不打算回答这样的问题。”法官说，他对我可以不屑一顾。不过，在和律师们协商以后，他作出了决定：匪徒认为我当时住在什么地方，我只回答与此有关的问题。这样我才回答说：“加利弗尼亚。”

　　我的家庭住址以及我家居住的户名属于严密保护的秘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对外透露。联邦调查局在整个房子里安装了特别警报装置，电线直通联邦调查局办公室。

　　我的真实姓名一在报界公布以后，一位检查官朋友就传递消息说：新泽西州有个和我一起长大的家伙，现在属于吉诺维斯家族①，跑到该家族的头领法特·托尼·萨莱诺那里对他说，他知道我是哪里人，那个地方我还有亲戚。因此，他们可能以那样的线索对我袭击。

　　①　吉诺维斯（Genovese，Vito，1897-1969）：又名唐·维托恩。20世纪30-50年代美国势力最大的犯罪辛迪加老板之一。1937年，美国政府指控他犯有杀人罪，他逃往意大利。在意大利，他一面从事对美国的毒品走私，一面资助法西斯，成为墨索里尼的好友。50年代，他在纽约谋杀数名对手，逐步重建他在纽约市的势力，成为该地区黑帮的实际盟主。1958年，美国政府指控他犯有毒品走私和贩运罪。1959年判刑15年。1969年因心脏病突然发作，死于囚犯医疗中心。

　　我和我女儿通了电话，她们都哭了。我父亲不敢出门，早上也不敢驾车。

　　联邦调查局想再次迁移我的家庭，我没有同意，他们也就不再坚持。我不想度过我的余生了，这帮狗崽子并不要我或我的家庭永无止境地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会发现我吗？我采取了正常的保护措施。我每到一个地方，总感到有人尾随着我。我旅游，身上带着各种各样名字的信用卡。我尽管作出全力以赴的努力，但他们肯定会发现我。任何人都有不测。他们要是发现我，一定会跟我算帐。对我袭击的家伙得胜过我。

　　第一次审判案件的时候，我43岁。我有6年时间没有和家人在一起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我的生活经历和渐渐长大的女儿们之间有着很大的隔阂，我希望以自己已经从事的自豪的工作来逐步消除。但是，我永远不能在社会上公开自己，始终要用不同的姓名暗自度日。只有亲密的朋友和同事才会了解我在联邦调查局的历史。

　　我感到满意的是，我认识到自己做了力所能及的最崇高的事业；我为审判案子起了促进作用；其他的特工，也就是我的同事，对我表示祝贺，对我所干的工作表示尊重；我的家庭也为我而感到自豪。

　　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现在还是那个乔·皮斯托尼，和打入黑手党内部以前的乔·皮斯托尼一样。在黑手党里的6年生涯，我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的人品未变，价值未变。我在身心两方面都没有受到任何污染。我仍然不饮酒，还是那一副身骨。我的妻子还是原配，我们的婚姻幸福如初，我们的孩子还是同样的活泼可爱。我毫不费力地放弃了多尼·布拉斯柯的角色。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人品无论如何，也无论我有什么优点和缺点，我打进去的时候是乔·皮斯托尼，我回到外界以后，我还是乔·皮斯托尼，我为此而感到自豪。

　　在纽约的一次审判以后，一位辩护律师向我祝贺说：“你干得顶呱呱，皮斯托尼特工，你真有两下子。”

　　几年以后的1986年，在布鲁克林的纽约东区的美国法庭审判了另一件案子。我曾经打入的布拿诺家族的头领勒斯蒂·拉斯苦尼在庭外的走廊上等候。他坐在椅子上，那神气就像一个皇帝，周围聚拢着其他被告，都是该家族的一些自命不凡的党徒，一个个像侍卫一样围在他身旁。就是到现在，他们谁也不肯相信，或不肯承认他们面临的现实。拉斯苔尼说：“无论我在不在牢房，他准会碰上我的。”其中一个党徒说：“他谁不认识，不用说6年了。”一个党徒的女儿被带上来见拉斯苔尼。她谈到了我这个向他们每个人作证起诉的特工，说道：“干这样的工作好比提着脑袋过日子，我可不想干像他那样的差使。”

　　1983年1月17日，我和妻子、兄弟一起去首都华盛顿，出席一年一度的首席检查官奖的颁奖大会。颁奖仪式之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及其助手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地点在联邦调查局总部J·埃德加·胡佛大楼里局长的私人餐厅。

　　颁奖仪式在司法部的大礼堂举行。里面济济一堂，出席仪式的都是显赫人物和政府要员。

　　我是获得此奖的一员。首席检查官威廉·弗兰奇·司密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韦伯斯特把首席检查官卓越贡献奖奖给了我，把我作为联邦调查局的优秀特工。他们表彰了我的成绩：我隐蔽了那么长时间，渗透到黑手党内部那么深，这都是前所没有的，这需要多么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我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除了在第一次审判黑手党中作证以外，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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