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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他实际上是跑着离开我的办公室的,他会径直去打电话,告诉上司公司的一名干将又回到工作岗位上来了。

  我锁上门,关上灯,然后花了一个小时痛苦地把桌子上的文件和便条纸看了一遍。一件事也没有做成,但至少我算是挨到了钟点。

  当我实在忍不下去时,我把那些便条塞进衣袋里,走出办公室。我溜出去时,没有人看见我。

  我在马萨诸塞大街的一个减价商店停了下来,在那里痛痛快快地狂买一番,什么糖果啦,儿童玩具啦,什么香皂、男士化妆品啦,各种型号的童袜、运动裤啦,还有一大包棉纸尿布,等等。一下子花了二百多美元,但我心里却无比愉快。

  我要让他们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地方,为此我不惜任何花费,即使是先住在汽车旅馆,住一个月也没问题,他们很快就可以成为我服务的对象,我即将为他们大声疾呼,为他们打官司,直到他们有一个适当的住处,为了帮他们呼吁我简直是急不可待了。

  我把汽车停在教堂的对面,这一次到这儿来我的恐惧心理已经轻得多了,但仍心怀不安。我很明智地把我从商店里买来的东西放在了汽车里。如果我就像圣诞老人那样突然出现,会引起混乱。我的意图是把那一家人带出来,把他们送到一家汽车旅馆,为他们办好住宿的手续,确保让他们洗了澡,换上干净衣服,经过消毒,然后带他们去吃饭,直到吃饱为止,再看他们是否要进行一下医疗检查。还有可能让他们都穿上鞋子、暖和的衣服,然后再吃点什么。我不在乎这将会花多少钱,用多长时问。

  我也不在乎人们是否在想又有一个白人在为自己赎罪。

  多利小姐看到我很高兴,她向我问候了一声就指着需要去皮的一堆蔬菜。不过,我还是巡视一下看奥塔里欧和他的家人是否还在,但我没有看见他们,他们已不在原来的地方了。我把地下室都找遍了,里面还有几十个流浪汉。他们不在高坛,也不在楼厅。

  我一边削土豆皮一边和多利聊天。她也记得这一家人,但当她九点钟来到这里时,他们就已离开了。

  “他们能到哪儿去呢?”我很纳闷地问。

  “亲爱的,这些人到处走。他们从一个供饭处又到另一处,也可能听说布莱伍德还有奶酪,或者又听说什么地方还发毯子。她甚至有可能在哪个快餐店打工而把孩子交给她姐姐照看,你根本没法知道。他们就是不会只呆在一个地方。”

  我真怀疑奥塔里欧的妈妈是否会有工作,但我不会与多利小姐在厨房里争论这些事。

  当吃午饭的队伍又排起来时,莫迪凯来了,他还没看见我,我就看见了他,当我们目光相遇时,他整个脸都绽出了笑容。

  一个新来的志愿服务者担负起做三明治的任务,我和莫迪凯负责照顾这些人吃饭,从锅里舀汤然后倒进他们的碗里。这里也有艺术。汤多菜少,会让他们瞪你,菜多汤少,后面的人就只有汤没有菜了。莫迪凯多年前就学会了这门艺术,每一舀都是有菜有汤。我让人瞪了好几次之后才学乖了。莫迪凯每发一份饭都伴以热情的问候:哈啰,你好,你怎么样,很高兴又见到你,等等。他们有些人还以一笑,但也有些人连头也不抬一下。

  快到正午时,门口就更挤了,徘起的队伍也更长了,也不知又从哪儿来了一些志愿服务者。厨房里一片愉快人们的嘈杂声和干活发出的各种声音。我还是在不断寻找奥塔里欧,圣诞老人在等候着,而这个小家伙却不见踪影。

  我们一直等到排饭的队伍全部完了才每人吃了一碗饭,由于桌子是满的,所以我们就在厨房倚着水池把饭吃完。

  “你还记得你昨天夜里换尿布的事吗?”我一边嚼着饭一边问道。

  “你以为我能忘得了吗?”

  “我今天没有见到他们。”

  他一边吃一边想,想了一会儿,说:“今天早晨我离开时他们还在这儿。”

  “那时是几点钟?”

  “六点钟,他们在那个角落睡得很香。”

  “他们能去哪儿呢?”

  “那可没准。”

  “那个小男孩告诉我他们睡在车里。”

  “你同他谈话啦?”

  “是的。”

  “那么你是想找到他,对不?”

  “是的。”

  “那可没指望。”

  午饭过后,太阳露出云层,屋里开始活动起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餐桌旁拿一只苹果或是个橘子,然后就离开了地下室。

  “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也是呆不住的。”他们看着这种情景,莫迪凯解释说。他们也有他们的规矩,有他们的习惯,有他们爱去的地方,有他们流浪汉的朋友,有他们的事要做。他们将回到他们的公园、小巷,去从雪中挖出被埋在里面的东西。

  “现在外面有二十度,今夜得接近零度。”我说。

  “他们还会回来,等到天黑这个地方就会拥挤起来。我们出去兜兜风吧。”

  我们向多利小姐请了假,她答应让我们出去一会儿。

  我的车和莫迪凯那辆用了很久的福特牌车停放在一起,他说,“你这样的车在这样的地方是长久不了的,你要想在这个区待上一段时间,你最好把它卖了,再换辆旧车。”

  我可舍不得把这辆心爱的车卖掉,听了他的话我有些不高兴。

  我们进了莫迪凯的福特车开出了停车场。刚进车不一会儿,我就意识到莫迪凯·格林是个开起车来叫人害怕的主儿,所以我赶紧系安全带。可是安全带竟是断了的,而他似乎不太在意。

  我们在华盛顿西北平整的街道上行驶,经过一个个街区,一排排用木板围起来的联立房屋区,还有那些连救护车司机都不肯进入的住宅区,那里的路面情况十分差,也经过一些学校,学校也用网状金属护栏围起,还有一些因骚乱而留下累累伤痕的区域。他可真是个令人惊讶的导游。这里每一英寸土地都是他的势力范围,每一个角落他都能讲一段故事,每一条街他都可以说出它的历史。我们也路过一些其他的供饭处和避难所。他对那些地方的厨师以及教士都很熟悉。教堂的好与坏,是有清晰的分野的,那就是它们对无家可归的人是开放还是关闭。他提到哈佛大学的法学院,那是令他无限骄傲的地方,在那里他学习五年法律,而夜里他除了一份专职以外还干一份兼职的工作。他指着一个被烧毁的联立房屋说,那是个进行可卡因交易的地方,他的第三个儿子卡修斯就是在这房前的人行道上丧生的。

  当我们接近他的办公室时,他问是否愿意在他的办公室停一会儿。他想要看看他的信件。我当然没有意见,我只是出来逛一逛,去哪儿都无所谓。

  办公室里又冷又暗,空无一人,他打开灯开始谈话:“这屋里一共三个人,我,索菲亚·门多萨,还有亚伯拉罕·莱博。索菲亚是个社会工作者,但她对街头犯罪活动的法律知识比我和亚伯拉罕加起来都多。”我跟着他围着一张张上面堆满东西的桌子转来转去。“这个屋子曾有七个律师工作,拥挤不堪,你能相信吗?那时候我们能从联邦政府拿到钱来支付这些法律费用。现在从政府那里我们一个子儿也拿不到,这真得谢谢共和党们。那边还有三个办公室,我这边也有三个。”他一边说着一边指着,“还有不少空地方。”

  他说的空地方是指人员缺少而言,实际上,你要是在屋里走动,不是碰翻了旧档案篮子,就是踢到一堆旧法律书上。

  “这所房子是谁的?”我问道。

  “是科恩基金会的。伦纳德·科恩是纽约一家大法律公司的创办人,他八十六岁时去世,如果活到现在他该有一百岁了,他的财产不计其数,他晚年时决定死后一分也不带走。所以他乐善好施,四处散财,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建立基金会资助那些为无家可归的人工作的律师,这个地方也是这样来的。基金会还办了三个律师事务所,这儿一个,纽约一个,纽瓦克一个。我是一九八三年受雇的,一九八四年做了这里的负责人。”

  “你们所有的资金来源都是来自一处吗?”

  “是的,实际上所有资金都来自一处。去年基金会给了我们十一万美元,而前年是十五万。所以我们减少了一名律师,而且现在是逐年减少,基金会经营不善,现在是在蚕食母金,我怀疑我五年后是否还能在这儿,也许用不了五年,也就是三年。”

  “你们可不可以搞募捐呢?”

  “噢,那当然,去年我们募捐了九千美元,但太费时问。我们可以当律师,也可以募捐,索菲亚人缘不好,亚伯拉罕是从纽约来的,他性情粗暴一些,就剩下我和我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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