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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六


  可怜的德拉蒙德慢慢地走到一个远离陪审团的地方站住。他恨不得离陪审团更远一点,可是再向前迈一步,他就不能诘问证人了。我想不出他能有什么问题好问,但我相信他以前也曾遭到过类似的伏击。

  他非常友好地做了自我介绍,对杰基说他们以前当然没有见过面。这是在向陪审团暗示,他对她将会说些什么一无所知。杰基怒容满面,她不仅憎恨大利公司,而且也憎恨不幸代表这家公司的律师。

  “莱曼西支克小姐,你由于某些原因,最近曾被关进一家精神病院,这是真的吗?”他小心翼翼地问。在辩论的过程当中,除非你对问题的答案心中有数,否则就不该提出这个问题。而我有种感觉,杰基会做出什么样的回答,列奥毫无所知。他的消息来源,只是过去一刻钟内,那几个想捞救命稻草的人一番窃窃私语而已。

  “不!这不是真的!”她气愤地大声说。

  “我请你原谅。可是,你是接受过治疗的吧?”

  “我不是被人关进去的。我是自己自愿去的,呆了两个星期。而且,我什么时候想离开那儿,我都可以随时离开。治疗费用本应在大利公司的集体保险名下支付;在我离开大利公司以后的12个月内,我本应继续拥有这一保险。可是他们,当然啰,到现在还在拒绝支付这笔医疗费。”

  德拉蒙德咬着指甲,眼睛盯着手中的拍纸簿,仿佛并未听见她的话。问第二个问题吧,列奥!

  “这就是你到这里来的原因吗?你来这里,是因为你在生大利公司的气?”

  “我憎恨大利公司,憎恨在大利公司工作的大多数爬虫。这样回答你满意了吗?”

  “你今天在此作证是出于你对公司的仇恨?”

  “不。我在此作证,是因为我知道真相事实,知道他们是如何故意欺诈成千上万的人。我应该说出内情。”

  最好还是一边歇着去,列奥。

  “你是为了什么原因进医院治疗的?”

  “我在与酗酒和意志消沉进行斗争。此刻,我一切正常。可下周会怎么样,谁能说得上?在过去6年当中,你的那些委托人,只把我当成一块肉。我像一盒糖果,被他们在办公室里传来传去,谁想吃都可以。他们糟踏我,因为我身无分文,单身一人,带着两个孩子,还有一身床上功夫。他们剥夺了我的自尊。我现在拼命要夺回来,你明白吗?德拉蒙德先生?我在拼命拯救自己。因此,如果我必须治疗,那么我决不会迟疑。我但愿你的委托人支付那些该死的医疗费。”

  “没有别的问题了,大人。”德拉蒙德匆匆溜回被告席。我陪着杰基走过围栏,几乎把她送到门口。我向她谢了又谢,并且保证给她的律师打电话。戴克开车送她去机场。

  时间已经快到11时30分。我想让陪审团在午饭时回味她的证词,因而要求法官提前休庭。我正式提出的理由是,我需要有一些时间研究那些计算机打印的材料,以便传唤更多的证人。

  那笔1万美元的罚款汇到的时候,正在开庭。德拉蒙德把它交给法官时,附上了一份长达20页的申请书。他准备就这笔罚款提出上诉,因而这笔钱谁也不能动用,将留在法院的账号上等待上诉结果。我不在乎。我要操心的事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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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饭后,陪审员们返回法庭依次就座时,又有几位向我绽开了笑脸。在正式将案件提交他们裁决之前,他们本不应议论案情,但每当他们走出法庭,他们总会交头接耳,私下进行议论,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几年前,有两位陪审员曾经为某个证人的证词是否可信争得面红耳赤,大打出手。那次开庭预期两周,而引起他们争论的才是第二个证人,法官只好宣布审判无效,一切从头再来一遍。

  我们的陪审员已经用文火把杰基的证词煨了两小时,现在该让我告诉他们应当用什么办法来纠正大利公司的一些罪过啦。是提出钱的问题的时候啦。

  “法官大人,原告要求传威尔福·基利上庭作证。”基利在附近被找来了,他急步冲进法庭,作证的愿望倒是显得十分迫切。尽管我们已经揭露了他们那么多无法抵赖的谎言,形势对大利公司十分不利,但他仍旧精力饱满,态度友好,与洛夫金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显然是想向陪审团证明:一切由他负责,而他是个信得过的人。

  我问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以便让众人明白他是总裁,是大利公司的第一把手。接着便交给他一份大利公司最新的财务报表。他满不在乎地接了过去,仿佛他每天早晨都把这玩意儿看一遍。

  “基利先生,你能告诉陪审团你的公司值多少钱吗?”

  “你所谓值多少钱是什么意思?”他反问道。

  “我的意思是净值。”

  “这可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啊。”

  “这是个明确的概念。看着你手上的财务报表,用一栏里的资产减掉另一栏里的负债,然后把结果告诉陪审团。这就是净值。”

  “事情可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我不信地摇摇头。“你的公司净值约为4500万美元,这你同意吗?”

  拆穿一个公司大亨当众撒谎,除了那些明显的好处之外,还有一个有利的效果:在他以后登场的证人不敢重蹈他的覆辙。基利必须老老实实,以便令人耳目一新。这一点,我想德拉蒙德肯定已经反复向他说明。不过,让他心悦诚服,照此办理,恐怕也并不容易。

  “这一估计比较公平。我同意这个估计。”

  “谢谢你。现在告诉我,你的公司有多少现金?”

  这个问题出乎意料。德拉蒙德站起来反对,遭到基普勒驳回。

  “嗯,这很难说,”他说着露出了我们已经习惯的大利公司的人特有的那种惊惧和疑虑。

  “说吧,基利先生,你是大利的一把手嘛。你在公司已经干18年了嘛,而且又是从财务部起家的。你们有多少现金存放在公司里?”

  他像发了疯似的翻着材料,我在一旁耐心地等着。他最后总算讲了一个数字,而正是在这个地方,我应该感谢马克斯·勒伯格过去给我的指导。我拿着我的一份财务报表,要他对储备金的账目作出解释。假如我状告他们,要他们赔偿1000万,他们就把这笔钱拨出,作为支付赔款的储备金。每一件诉讼都是如此,无一例外。这笔钱仍旧是他们的钱,仍旧可以用于投资,赚取利润,但在账上却列入债务一栏。保险公司在受到巨额索赔的起诉时,都爱这么干,这样就可以在储存了大笔金钱的同时,扬言自己几乎破产。

  而这一切是完全合法的。保险这一行业是个没有受到规范的行业,有它独特的一套模糊不清的会计制度。

  基利开始使用谁都听不懂的长长的金融专业术语。他想把陪审团搞得稀里糊涂,而不愿承认事实。

  我又就另一项储备金对他盘问了一番,然后转而询问盈余。有限盈余。无限盈余。我对他不断逼问,我的语言不乏智慧。我利用勒伯格的笔记,把一些数字加加减减,并且问基利公司约有4亿8500万美元现钞是否正确。

  “要有这么多就好啰,”他哈哈一笑说。可是在场的其他人,连嘴巴也没有咧一咧。

  “那么你们有多少现金呢,基利先生?”

  “哦,我不知道。我看约有一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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