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93)_约翰·格里森姆

九三

　　拒绝唐尼·雷的要求，大利公司必然是早有预谋。他们很可能还拒绝过成千上万类似的要求。我们一定要解开谜团，揭露他们的阴谋。

　　在作了周密的思考并和我的事务所的成员充分讨论之后，我决定首先录取大利公司总裁M．威尔福·基利的证词。我想拿这个最大的头目开刀，然后拾级而下。他56岁，精神抖擞，一脸热情的微笑，即使对我，也是眉开眼笑。他一本正经地感谢我，让他第一个作证，因为他正心急火燎，想尽快返回总部，处理他的公务。

　　第一个小时，我一直在旁敲侧击。我坐在桌子一侧，上穿法兰绒衬衫，下着牛仔裤，脚穿白色短袜和一双平底船鞋，跟我对面全身一抹黑那严肃的色彩，是很好的对比。戴克说我这样打扮，是故意不敬。

　　录取证词进行了两小时后，基利交给我一份财务报表，我们对钱的问题谈了一会。戴克对财务报表钻研了一番，接着便向我提供一个又一个问题。德拉蒙德和他的3位伙计虽然也相互传递了几张条子，但脸上的表情却是十足的腻烦。基普勒在隔壁庭上主持申请日。

　　基利知道，目前在其他地区还有几件起诉大利公司的案子等待审理。我们就此谈了片刻，谈了当事人的姓名、受理的法庭、别的律师的情况和类似的事实。这些案子的律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要他出面作证。我要尽快和起诉大利公司的别的律师取得联系，我们可以一起比较各自的文件和庭审时各自的战略战术。

　　在保险公司的经营当中，最有吸引力的绝对不是出售保单和处理索赔这种单调的业务，而是收取保险费和投资。基利精通投资业务，他说他就是从那儿开始一步一步爬到今天这样的位置的。对理赔他知至极少。

　　这次取证的费用由对方支付，我尽可以不急不忙。我问了许多毫无意义的问题，只是在黑暗中盲目地搜索和射击。德拉蒙德看上去已感到无聊至极，有时候还露出沮丧的神情，但那本教人使用拖延战术进行长时间取证的书是他自己写的，更何况他的计时器也一直在转动。他当然想偶尔做出一点反对的表示，但他明白我会立即跑到隔壁庭上向基普勒法官打上一份小报告，而法官就会做出对我有利的裁决，给他一顿训斥。

　　下午又问了成百个问题。到5点半结束的时候，我已筋疲力尽。而基利脸上的微笑，在吃好中饭以后便早已消失得一干二净，但他决心和我周旋到底。他又一次对我表示感谢，谢谢我让他第一个结束，谢谢我不再向他提出更多的问题。他已经赶回克利夫兰。

　　取证的速度在星期二稍稍加快了一点，部分是因为我已经懒得再浪费时间，同时也因为几个证人要么知之甚少，要么就是已经忘记。我从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埃夫雷特·洛夫金开始。除非是直截了当的问题，否则他决不轻易吐出一个词。我让他看了一些文件；上午过去了一半，他才终于承认，大利公司有一种名叫“后理赔保险”的政策。这种政策令人作呕，却并不违法。在一个投保人提出理赔申请时，最初处理其申请的理赔员便向他索取在此以前5年的医疗记录。在我们这桩案子里，大利公司是从布莱克家的家庭医生那里得到的病历，这位医生5年前曾为唐尼·雷医治过严重的流感。申请理赔时，多特没有填流感，尽管流感和白血病没有任何关连，但大利公司却以他保险之前患过流感这一事实，作为最初拒赔的根据。

　　我听到这个地方，不由得直想对他来一番穷追猛打。这不费吹灰之力，但并不明智。庭审时洛夫金将当庭作证，最佳的办法是等到那时再向他提出激烈的质询。有些律师喜欢在录取证词时就打出王牌，追根究底，但根据我的丰富经验，我知道应该把最有力的材料抖给陪审团。实际上，这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从一本书里捡来的。而且，这也是乔纳森·莱克惯用的战略。

　　负责保险部的副总裁柯密特·阿尔迪，像洛夫金一样沉默不语，含糊其辞。保险部负责接受和审查代理人的申请，最终决定是否发售保单。案头工作量很大，报酬却不多，阿尔迪负责这个部，看来非常合适。我用了不到两小时，就轻轻松松地打发了他，而且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伤口。

　　布雷福德·巴恩斯是管理部副总裁。我差不多化了一小时，才弄清楚他的职责范围。这是星期三的早晨。这些人令我讨厌。看到6英尺以外坐在桌子对面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那几张熟面孔，我就想吐。他们老是穿着那一身该死的黑西装，脸上那阴沉沉的冷笑几个月来一成不变。我甚至鄙视法院书记官。巴恩斯对任何事都是一问三不知。我前进一步，他就向后缩两步，我连一根汗毛也没伤着他。将来开庭时不让他作证了，他对情况一无所知。

　　星期三下午，我召来了最后一名证人理查德·佩洛特。这位高级理赔监理给布莱克家至少写过两封拒赔的信。星期一上午以来，他一直坐在走廊上等待，所以现在对我已是恨之入骨。我刚问了几个问题，他就不止一次地朝我大声吼叫，而这反倒使我干劲倍增。我向他出示了他的大作，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骨髓移植只不过处于试验阶段，决不能认真地把它看做一种医疗方法。这就是他的观点，也是大利公司目前仍然坚持的观点。但他有一次拒赔时提出的理由是：唐尼·雷隐瞒了投保前曾经患过的一种疾病。他把这归罪于别人，说是那人一时的疏忽。他是一个谎话连篇的混蛋，我打定主意要给他一点颜色。我把一堆文件拿到面前，一份一份让他看。我逼着他一一做出解释，一一承担责任。他毕竟是杰基·莱曼西支克的上司，而且她现在又已失踪。他说她可能已迁回老家，现在在印第安纳州南部的一个什么地方。我不时就她的离职提出尖锐问题，这使他非常生气。更多的文件。更多的推卸责任，委过他人。我毫不手软。我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任何问题，打得他措手不及。我向他不停地猛烈开火。4小时后，他请求暂停。

　　星期三晚上7点30分，我们录完了佩洛特的证词；对公司雇员的取证宣告结束。前后3天，17小时，证词可能超过1000页。和其他文件一样，这些证词我也必须看它十几遍。

　　在他的伙计们把文件塞进公文包时，列奥·F．德拉蒙德把我拉到一边。“你干得很出色，鲁迪，”他低声说，仿佛我的表现确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并不想对此大肆声张。

　　“谢谢。”

　　他呼吸沉重。我们都已经非常疲惫，再也不愿继续瞪着对方。

　　“那么，我们还有谁的证词需要录呀？”

　　“我是没有了，”我说。我确实是想不出需要再录取谁的证词了。

　　“科德医生不录了吗？”

　　“他将出庭作证。”

　　他吃了一惊。他仔细地打量着我。毫无疑问，他难以理解我怎么出得起这笔昂贵的费用，请医生在陪审团面前现场作证。

　　“他准备说些什么呢？”

　　“隆·布莱克的骨髓和他的孪生兄弟完全匹配。骨髓移植是一种常规疗法。唐尼·雷的生命本来可以挽救，是你的委托人杀害了他。”

　　他听了这番话，依然心平气和，显然不觉得惊讶。

　　“我们或许要取他的证词。”

　　“一小时5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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