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女人(55)_赫拉·琳德

五五

　　“那好吧！”埃诺激奋不已，“很简单，你只要点一下‘分音符’就行！”

　　我点了一下“分音符”。唰的一下，拖得很长的第四行转眼就与前几行拉平了，而Coladoenautomat从dosen与automat之间被分开了。现在你看，automat这个词儿孤零零地移到了第五行，可这看来丝毫不影响埃诺的情绪。

　　“就这样！”他果断地叫道，我却悄悄地弓身躲到了一边，以免自己的鼓膜被震裂。“屏幕还会向你提供其他的建议，比如说它可能问你：是不是应该在Co和ladosenautomat中间或者在Cola和dosenautomat中间加分音符！它甚至还会再向你提供两种可能，即Coladosenau-tomat或者Coladosenauto-mat，这样分我个人认为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不太好，因为那样光有个mat在第五行。至少应该让‘automat’在第五行，这样才好看。这一切电脑都分得很清楚！你说它聪明不？”

　　“嗯嗯。”我表情漠然地应道。

　　埃诺却越说越来劲儿了。“你好像仍然没有被这个高科技设备的优点所折服！那你就再坐到当时你用来创作小说的那台老掉牙的打字机前吧！要不是我送你这台笔记本电脑，你到今天恐怕还没有写完呢！可现在你的书都已经要改编成电影了！这一切归功于谁？我！你想一下，要不是我，你还得在打字机上写电影脚本！你好好想一想！”

　　我试图去想像这种实际没有发生的、灾难性的、毫无指望的情况。我不会获得成功的。没有埃诺，我将一事无成，仍然还是那个可怜巴巴、令人厌恶、孤苦伶仃的小妇人。不过，我也从来没有在哪一个户籍管理处明确地把我跟他联系在一起，从来没有。

　　“比如说你还可以……”埃诺异常激动地接着说，“随便改一个名字。你想改个名字吗？”

　　“不想。”我没精打采地说。

　　“随便换个名字。”埃诺语气更加迫切，“我看就这儿这个：汤姆，你现在就可以把汤姆换掉，就换成汉斯吧。”

　　我不想把“汤姆”换成“汉斯”，可我也不想扫他的兴。

　　“你注意看。”埃诺又凑到我耳边叫道，接着便猛敲那灵敏的键盘，我都能感觉到我那台可怜的电脑在痛苦地呻吟了。

　　“你按——看这儿——Alt键，然后是‘编辑’、‘替换’，你看，就这么简单。现在屏幕上又问了，你要替换成什么？”

　　“什么也不换。”我有气无力地说。

　　“换吧，把汤姆换成汉斯！我们换一下。看，它问：寻找的内容……就是汤姆（咔咔咔），换成……汉斯（咔咔咔咔），是单独的单词吗……不（咔）！逐个确认吗……不（咔）！只替换形式……中断吗……不。”

　　埃诺终于满意了。一眨眼汤姆就变成了汉斯，电脑还自豪地把改动的地方显示给我们看，每一幕都乖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埃诺高兴得简直对他这台忠实的破玩意儿爱不释手了。

　　然而，有一处连这台精明的机器也不行。尽管如此，它还引以为荣地向我们显示道：“他孟的①搂住了她……她孟的吓了一跳。”

　　①电脑出错，把“猛地”误为“孟的”。

　　不管怎么说，电脑到底还是一个智力低下者，只是没人敢承认罢了。

　　威尔工作时习惯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而我却一直坐在键盘前。每当他那高智商的大脑想到了一个好词，我那些训练有素的手指便飞快地在键盘上跳跃，以免丢失他宝贵的灵感。他一旦不想要这句话了，我便按退格键，电脑就悄悄地把这些精神垃圾从内存中删除。就这样，我们进展很顺利，这项工作使我们俩都觉得很有意思。

　　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我的——我们的！——婚姻画面，而威尔则认为是在摄制一部全新的影片。他一秒钟也没有把汤姆——对不起，是汉斯——这个不忠实的丈夫当成他自己，看来他到现在还不清楚，我们俩正在改编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时候，我问他某些场景该怎么调整，他就会告诫我说：

　　“这就不劳你费心了，你对拍电影一窍不通。”

　　我们的合作比我们共同走过的那一段婚姻要顺利得多。有时候我还真喜欢他。他就像个大孩子，穿着运动袜在我面前走来走去，不停地表演着某些场面，听到我赞同的笑声，他更是洋洋自得。其实，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帅、很能逗乐的小伙子，现在也还是老样子。六年前在演出《和平与暴动》时，我之所以会对他一见钟情，在这段时间里我有了深刻的理解。

　　不过，他还是变了，有那么一点点变化。自从他去了一趟柏林回来后，他不仅操着一口柏林话，而且还故意模仿喜剧演员迪蒂·哈勒福登的口音。这就是他的幽默风格，是他长期不懈地锻炼出来的。我觉得很好玩，便用笑声来表示赞赏。另外可能也有想让他保持良好情绪的原因。有一些镜头他能一遍接一遍地表演上五六次，就是因为我笑得很开心。尽管我很快便看透了，他的表情变化和——很遗憾！——语言手段也是很有限的，因为他一直都是在自个儿演，但我还是笑了。这就是男人，他们总是心甘情愿地受欺骗。

　　等我们笑够了，就又想方设法去寻找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这时他往往很大方地把中间台词的写作权留给我。

　　我很清楚自己任务的重要性，晚上便一直忙着整理那些极为风趣的对白，那些被威尔·格罗斯想像成喜剧的台词。孩子们入睡后，我就拿上一瓶啤酒放在写字台上，开始起劲地工作起来。

　　埃诺时而过来，善意地笑我无能，笑我不会用灰色界面覆盖，不会将数据存入软盘，可我一直干得很顺利。

　　这些日子过得可真愉快：上午我和威尔一块儿写作，两点半帕拉把刚洗过澡、受过教育的孩子们交还给我，下午我就带着他们去市郊森林，晚上又跟我的电脑和埃诺亲切会面。

　　这期间，我两次乘夜间航班去维克托那儿。

　　遇到这种情况帕拉就留下来过夜。悄悄地，不必费什么口舌。

　　我的生活中没有比这段时间更幸福的了。

　　埃诺为我设计了一幅宣传画，依靠电脑和照片编辑器的帮助，这当然不成什么问题。这幅宣传画设计得绝对具有专业水平，在我的一张明信片大小的黑白照片（摄影：温克尔）下是一行黑体字：新女性出版社——弗兰卡·西丝。尽管不是很押韵，但我敢肯定，埃诺绝对没想到这一点。

　　一翻开这幅广告，我的小说的封面便赫然入目。斜上方印着：发行量：十万册！

　　后面便是风趣的广告词，说我的书目前正在全德国范围内销售，说它即将由知名导演推向全国的电影院，说作者的作品朗诵会日程表已基本排满，仅有个别日期还空着，有兴趣者请从速与我的经纪人，科隆的埃诺·温克尔博士或者与我的编辑，汉堡的维克托·朗格博士联系。

　　这一切的一切，我觉得太棒了。

　　很快，第一位记者便来报到了。

　　他是汉堡《我们妇女》画报的记者。

　　到底是我的经纪人埃诺·温克尔博士还是我的编辑维克托·朗格博士使《我们妇女》报社的这位小伙子对我产生了兴趣，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妇女》报社原本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

　　不管怎么说，终于有一位记者按照我们电话里约好的时间在午饭后过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位摄影师。

　　我呢，还正跟威尔坐在一起搞电影脚本呢。

　　孩子们跟着帕拉在地下室。刚过两点。

　　这位记者姓伯克，摄影师姓伯尔克。他们的名字都是施奈德。很可能就是由于他俩的名字过于相像而经常被人搞混，他们才成了搭档。

　　伯克先生和伯尔克先生穿着牛仔服，蓄着大髭须，看来又年轻又友好。我像迎候老朋友似的把他们请进屋。他们俩是开着一辆半新的雪铁龙来的。两人蛮有兴致地在我家下面的几个地方转了转，稍事休息后，伯克先生就开始准备他的录音机，而伯尔克先生则把照相器材从车里取了下来。当他们的目光投向我的写作间时，我向他们介绍了威尔·格罗斯，可他们对他并不感兴趣。

　　“你可以先回去了。”我说，“我看今天肯定是写不成了。两点半帕拉就要回去了。”

　　威尔·格罗斯并不想现在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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