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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六


  “看来他每天要花掉一百万,”二十二岁的青年说,但他的这种说法连自己也感到无法相信。不久人们听做汽车行驶的声音,汽车是来接德·夏吕斯先生的。这时,我看到有个人走了进来,那人步履缓慢,身边有个军人,那军人显然是和此人一起从隔壁房间里出来的,我感到那人是一位年纪相当大的夫人,穿着黑色的裙子。但我很快发现自己看错了,那人是个神甫。神甫品行不端,是罕见的事,在法国更是绝无仅有。显然,军人正在嘲笑自己的同伴,说他的行为很不符合他的服装,因为神甫正神态严肃地把神学博士的手指举向丑陋的面孔,并用说教的口吻说道:“您要我怎么样呢?我又不是(我以为他会说‘圣徒’)女天使。”另外,他需要的只是离开这儿,就同絮比安告辞,絮比安送走男爵后刚从楼上下来,但品行不端的神甫由于健忘而忘了付自己的房钱。絮比安的头脑从不糊涂,他平时把每个顾客的捐助放在一只箱子里,这时就摇动箱子,把箱子摇得直响,并说:“礼拜的捐款,神甫先生!”这个淫乱的人连忙表示道歉,付了钱就走了。

  絮比安到这个漆黑的地方来找我,而我在里面一动也不敢动。“请到我那些年轻人坐着的前厅去坐一会儿,我上去把房间的门关好,您是顾客,这样十分自然。”老板在那儿,我就把钱付给了他。这时,一个身穿无尾常礼服的青年走进门来,并威风凛凛地向老板问道:“我明天中午在城里吃饭,明天上午我要莱翁的时间不是原定的十一点,而是改在十一点差一刻,行吗?”——“这要看,”老板回答说,“神甫留他多少时间。”这个回答看来并末使身穿无尾常礼服的青年感到满意,他好象已经准备对神甫破口大骂,但当他看到我后,他的怒气就改变了方向,直接出到老板身上:“他是谁?这是什么意思!”他低声说道,声音虽低,却怒气冲冲。老板心里十分烦恼,但还是作了解释,说我在场没有关系,说我是一个顾客。身穿无尾常礼服的青年看来丝毫没有因这一解释而平息下来。他不断重复道:“这叫人极不愉快,这种事是不该发生的,您知道我非常讨厌这点,您这样干我就再也不踏进这儿的门。”但是,这一威胁看来并没有立即付诸实施,因为他走的时候虽然怒气冲冲,但还是要求莱翁尽量在十一点缺一刻时腾出身来,如有可能则在十点半。絮比安下楼来找我,同我一起走到街上。

  “我不希望您对我有不好的看法,”他对我说,“这幢房子给我赚到的钱,并不象您认为的那样多,我尽量接待正派的顾客,当然喽,要是只接待这种顾客,就会亏本。这里同加尔默罗会①完全相反,美德是依靠恶习而生存的。不,我买下这幢房子,或者确切地说,是您刚才看到的代理人买下这幢房子,唯一的目的是替男爵效劳。让他愉快地度过晚年。絮比安不想把谈话局限在我所看到的那种性虐待狂的场景和男爵的恶习付诸实施的场景。即使是为了谈话,为了和他作陪,为了打扑克,男爵也只喜欢和搜刮他的平民在一起。也许下等人的故作风雅也和上等人的故作风雅一样会被人理解。再说这些人互相轮换,已长期聚集在男爵周围,而德·夏吕斯先生则找不到一个相当优雅的男子来进行社交界的交往,也找不到一个流氓气十足的人来进行其他方面的交往。“我厌恶中间的类型,”他说,“资产阶级的喜剧显得浮夸,我需要的要么是古典悲剧中的公主,要么是粗俗的闹剧。不要中间道路,要么是《淮德拉》要么是《街头卖艺人》②。但到最后,这两种故作风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也许是因为老人的厌倦,也许是因为肉欲扩展到最为平庸的交往,男爵就只同“下级”生活在一起,并不由自主地成了他某个老祖宗的接班人。拉罗什富科公爵、阿古尔亲王和贝里公爵,在圣西门的笔下是同自己的仆人们一起生活的,而仆人们则从他们身上刮到一大笔钱,他们同仆人们一起打牌,那些大贵族去拜访他们时,看到他们同仆人们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打牌或喝酒,感到十分尴尬。絮比安补充道:“这主要是为了使他避免麻烦,因为正如您看到的那样,男爵是个大孩子。现在他在这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即使这样,他有时还要淘气。象他这样慷慨,在现在这时候往往会出事。有一天,男爵答应把许多钱送给一个旅馆服务员,不过要他到男爵家里去,不就把他吓得要死?(到男爵家里,多不谨慎!)这小伙子喜欢的只是女人,当他了解要他干的事时,才放下心来。他听到答应给他这么多钱,还以为男爵是间谍。但当他知道要他出卖的不是自己的祖国,而是自己的肉体时,他才感到松了口气,这件事也许不大道德,但风险却比较小,而且干起来更加容易。”我听着絮比安的话,心里在想:“德·夏吕斯先生不是小说家或诗人,多可惜呀!不是为了描写他将会看到的事,而是一个夏吕斯对性欲的态度,会使他周围的人议论纷纷,迫使他严肃地对待生活,并把感情置于快感之中,使他不会停止、固定在一种对事物讽刺和外在的看法之中,并在他身上不断接通痛苦的电流。当他作出爱情的表示时,即使没有进监狱的危险,也几乎每次都要受到当众侮辱。”打耳光不光是教育孩子的方法,而且是教育诗人的方法。絮比安为男爵安排的这幢房子,大大减少了风险,至少是(因为总得担心警察的搜查)对于某个个人所冒的风险,而要是在街上,男爵对这个个人的情绪就会心中无数。如果德·夏吕斯先生是小说家,这幢房子对他来说将会是一种不幸。但是,德·夏吕斯先生在艺术上只是个业余爱好者,并没有想到要进行写作,也不具备写作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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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加尔默罗会是中世纪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该会靠募款为生,戒律严格,鼓励圣母崇拜。
  ②《街头卖艺人》是(1831)法国作家泰奥菲尔·迪梅桑(1780——1849)的三幕喜剧。


  “另外,我是否要向您承认,”絮比安接着说,“我对于得到这类收入并没有很大的顾忌?人们在这儿干的事,我不能再对您隐瞒我是喜欢的,是我生活中的爱好。然而,干人们并不认为有罪的事而得到收入,难道是要禁止的?您读的书比我多,您也许会对我说,苏格拉底认为不能用教书来赚钱。但是,在我们的时代,哲学教师们并不是这样认为的,那些医生、画家、剧作家和剧院经理也不是这样认为的。您别以为干这行接触的只是些流氓。当然,这种机构的经理就象只大母鸡那样,只接待男人,但接待的是各种各样杰出的男人,在社会地位相同的情况下,这些人一般属于他们这行中最敏锐、最富有同情心、最和蔼可亲的男人。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这幢房子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思想事务所和一个新闻社。”但是,我亲眼看到的德·夏吕斯先生挨打的情景,仍然萦回在我的印象之中。

  老实说,如果真正了解德·夏吕斯先生,了解他的自豪,他对社交界乐趣的厌烦,他那种十分容易变成对最下等、最坏的男人的恣意纵情的任性,人们就会十分清楚地知道,一个暴发户得到一大笔财产感到心花怒放,是因为有可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位公爵,并邀请几位殿下同自己一起打猎,而德·夏吕斯先生拥有这么多财产感到心满意足,则是因为他可以控制一个乃至好几个机构,其中经常有一些他喜欢厮混的男青年。为此他也许并不需要有恶习。他是这么多大贵族的继承人,他们是王族成员或公爵,圣西门告诉我们,他们不同任何“有称号的”人交往,而是把时间花在和仆人们打扑克上,并且把大笔大笔的钱送给仆人!

  “在目前,”我对絮比安说,“这幢房子并非如此,它比疯人院还要疯,因为关在疯人院里的疯子发疯就象演戏那样,是真实的再现,是显而易见的事,而它简直是个魔窟。我过去象《一千零一夜》里的哈里发那样,认为可以及时赶到去救一个挨打的人,而我现在亲眼看到的,却是另一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变为现实,在这个故事里,一个女人变成了一条母狗,就自愿叫别人打她,以便恢复原形。”絮比安听了我的话,显得非常局促不安,因为他知道我看到了男爵挨打的情景。他一时间默不作声,而我叫住了一辆路过的出租马车;然后,他突然灵机一动,他在恢复本相时所具有的这种机灵,常常使我感到惊讶,这时他就象在我们那幢房子的院子里碰到弗朗索瓦丝或我时那样,说出一番极为美妙的话来:“您谈到《一千零一夜》中的许多故事,”他对我说,“但是,我知道其中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同一本书的书名并非没有关系,那本书我好象是在男爵那儿看到的(他指的是拉斯金的《芝麻与百合》的一个译本,译本是我寄给德·夏吕斯先生的)。如果您什么时候有兴趣,譬如在某一天晚上,想要看的话,我不说有四十个,但有十来个小偷,您只要来这儿就行了;要想知道我是否在这儿,您只要看一下上面的窗子,我把自己的那窗小窗开着,里面点着灯,就说明我已经回来,可以进来了,这就是我的芝麻。我说的只是芝麻。因为关于百合,如果您想要的是百合,那就到别处去找。”他象海盗那样指挥着贵族顾客和一帮青年,所以有点不拘礼节,这时他相当放肆地对我行了礼,准备同我告别,只听到一声巨响,但炸弹爆炸前并没有发过警报,于是他建议我暂时和他留在一起。不久就开始了拦阻射击,射击是如此猛烈,使人感到德国飞机就在旁边,就在我们的头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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