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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


  我们在8月底来到了莫斯科。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到车站来迎接我们。孩子们差不多是最先地由车厢里跳出来,然后就全力向父亲那里跑去,但是,没有到身边就停住了脚步:

  他们一年没见面了,怎能不觉得生疏呢!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一向是抑制感情的,不常表示温柔。但是他明白了他们为什么犹豫不前,他就把他们全搂在怀里,亲热地吻了他们一番,抚摸了他们剪短了发的头,并且像仅仅昨天才和他们离别了一样,对他们说:

  “现在我给你们看看莫斯科。咱们看看:它像不像杨树林?”

  我们登上了电车——这实在是勇敢和好奇心的考验啊。

  我们坐在轰隆轰隆的、铃声不住响的电车里,在莫斯科奔驰着,经过了高楼大厦,驶过了华丽的汽车,越过了徒步疾走的人们,孩子们的鼻子始终紧贴着玻璃窗。

  舒拉看见大街上那么多人,就非常惊讶。他们往哪儿去呀?他们在哪儿住呀?

  为什么他们这么多呀?他忘掉一切地大声嚷,惹得乘客们都笑了。卓娅默默无语,但是在她的脸上也表现着十分着急:

  快,快!赶快把这个伟大的、惊人的都市里的一切一切全看遍了、全看清楚、全了解了吧!

  最后,到了莫斯科郊区,一所建立在齐米列捷夫研究院附近的小房。我们上了第二层楼,进入一间小屋:桌子,床,不很宽的窗户……看吧,我们到家了。

  ……人第一次把自己的孩子领到学校的那一天,是一生所记忆的日子中最好的日子。所有的母亲一定都记着那一天。

  我也记着。这是1931年9月1日。这天是晴朗无云的。齐米列捷夫卡的树木满披着金黄色的叶子。落叶在脚下沙沙响着,打着什么神秘的、鼓励人的耳语,可能是说,我的孩子们的完全新的生活由这一刻开始了。

  我拉着孩子们的手领他们走。他们是很庄重的,聚精会神的,可能还有一些恐惧。卓娅用闲着的那只手紧握着书包,书包里边放着识字课本、方格和斜格的练习本子,铅笔盒。舒拉很想自己提着这珍贵的书包,可是因为卓娅年长,书包就落在卓娅手里了。再过13天卓娅才满8周岁,而舒拉刚刚过了6周岁。

  虽说舒拉还小,可是我们毕竟决定了把他送到学校去。他习惯了和姐姐在一起,卓娅到学校去,而让他留在家里,那是不行的。并且也没有人在家里陪伴他,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全有工作。

  我自己是我的孩子们最初的小学教员。在那一年我教“预备班”,校长就把卓娅和舒拉分配到我的班里了。

  我们走进教室了。30个像他们这样的小孩站起来迎接了我们。我安置卓娅和舒拉在距离黑板不远的一张书桌边坐下,然后就开始上课……我记得,在最初的几天里,有一个男孩子围绕着卓娅用一只脚跳跃,嘴里唱着“卓娅,卓娅跌进脏水坑子里啦!”他十分得意地唱着这首小诗。卓娅毫不介意地,默默地听着。在那孩子稍稍停了一会儿,喘口气的时候,卓娅很镇静地对他说:

  “我还不知道你是这么糊涂的人哪。”

  那个孩子莫名其妙地对着卓娅眨眨眼睛,又把那段刺激人的话重复两次,但是不像先前那样神气了,以后他就完全离开卓娅了。

  有一次,在卓娅值日的时候,有人在教室里打碎了一块玻璃。我完全没打算惩罚犯错的人。我想不可能找到一个一生没打碎过一块玻璃的人。童年没有这种事是不可能的,例如,我的舒拉就打碎了很多玻璃,但是我希望犯错的人能自己坦白出来。我暂缓进入教室,在走廊里停住了脚步考虑着怎样和孩子们开始谈话。在这里我听到了教室里卓娅的声音:

  “谁打碎的?”

  我悄悄地瞥了教室一眼。卓娅站在椅子上,孩子们围着她。

  “谁打碎的,说!”卓娅命令式地重复说,“不说我看眼色也一样能看出来。”她深深自信地补充了这句话。

  室中静默了一会儿,矮鼻子、肥脸蛋的别佳·列波夫(他是我们班里最淘气的孩子),叹息着说:

  “是我打碎的……”

  显见是他完全相信了卓娅能凭着眼色看出最隐秘的思想。她说这话的时候很有把握,好像是丝毫不怀疑自己有这样的本领似的。

  这事的理由很简单。玛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在她的外孙子们打坏什么东西的时候,一向是对他们说:“这是谁弄的?来,来,看我的眼睛,我凭着眼色什么都能看出来!”卓娅很好地记住了外祖母窥探秘密的巧妙方法。

  ……不久之后就不得不把卓娅和舒拉由我的班里拨到另一班里去了,原因是这样的:

  卓娅是很能抑制感情的,她绝对不表示出和我的至亲关系来。有时候她称呼我“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她这样称呼我,是要说明在教室里她是和其他学生一样的学生,而我对于她也是和对一切其他人一样的教员。可是舒拉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在上课的时候,他等着室内全安静的当儿,就忽然大声的喊我:“妈妈!”他并会在这时候调皮地瞧着周围。

  舒拉这样的举动,一向是会惹起骚动的:教员,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忽然又是,妈妈!这事很使孩子们开心,但是却妨碍工作。一个月之后,只好把我的孩子们拨到并列的另一班里,到另一位女教员那里去。

  卓娅的心整个用在学校和功课上了。回到家里,吃完饭,她马上就坐下做功课,向来不需要催促她。学习,对于她是最重要的事,是最感兴趣的事,她所想的完全是这件事。每个字母,每个数码,她全特别努力地写。她拿练习本子和书的时候也是那么小心谨慎。就好像往手里拿一件活东西似的。

  我们一向买新课本给孩子们。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事。

  他说:“把污秽的、零乱的书给孩子们,是很不好的事,这样的书孩子们也不高兴爱惜它……”

  在孩子们准备开始作功课的时候,卓娅一向是郑重地问:

  “舒拉,你的手干净吗?”

  最初他还企图不服:

  “你管得着么?去你的吧!离我远一点儿!”

  可是以后他就同意了,并且在要拿课本之前,不待提醒,自己就洗手了。老实说,这并不是过分的小心:舒拉和孩子们一起跑完了回到家里的时候,一向是浑身上下直到两耳都弄脏了的;有时候简直无法理解他怎样弄得这么脏,好像他接连地先在土里,然后又在煤堆里、石灰里和碎砖头里打了滚似的……孩子们平常是在饭桌上作功课。卓娅很长时间地坐着看书。舒拉的耐心只能够连续坐半小时。他惦着快快地跑到街上找孩子们去。他总是唉声叹气地瞟着门。

  有一次他拿来了一堆木块和空火柴盒,用这些东西努力地在桌子中间摆成一行,把桌子分为两半。

  “这是你的一半,这是我的一半。”他这样对卓娅宣布说,“你别过到我这边来!”

  “那么识字课本怎么办哪?墨水瓶怎么办哪?”卓娅无可奈何地问他说。

  但是舒拉并没被问倒:

  “识字课本归你,墨水瓶归我!”

  “你别闹啦!”卓娅严厉地说,并且坚决地把木块从桌上挪掉了。

  可是舒拉感觉老老实实地不淘气地作功课太寂寞,所以他每次都企图把作功课变成游戏。有什么办法!他还没满7周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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