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端人(45)_虚阁网

四五

　　“难道你不吗？”他说。他的目光穿过自助餐厅，注视着一个个身着白大褂的护士、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我不会喜欢明尼苏达，”他说，“那里大冷。”

　　“但那所学校不错。”

　　“嗯，不错，一所好学校。”他叹了口气。“一所不错的学校。”

　　她为他感到遗憾，但又立即抑制住这种感情。他是自讨苦吃，而且不听她的劝告。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她始终没有允许自己对任何人说“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她甚至不许自己这样想。一是这样说没有必要，另外，这对她最关心的帮助本森一事来说也毫无益处。

　　但是，她现在并不同情这位勇敢的外科医生。勇敢的外科医生是拿别人的生命——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一个外科医生损失的至多是他的名声。

　　“好了，”他说，“我最好回研究室去，看看事情进展如何、你知道我的想法吗？”

　　“什么？”

　　“我希望他们杀了他。”埃利斯说完朝电梯走去。

　　手术在下午七点开始。她从上面的玻璃观望台看着莫里斯被推进手术室，外科医生给他挡上遮布。手术将由本狄克斯和柯蒂斯主刀，他俩都是出色的整形外科医生，他们会像其他人可能做到的那样把莫里斯修整好。

　　但当一片片消毒纱布从莫里斯脸上取下露出肉来的时候，看到的人还是吓了一跳。他的上半部分脸是正常的，只是显得苍白，下半部分成了红兮兮的一团，像屠夫手下的肉。要在这红红的一团肉中找到嘴巴真不容易。

　　埃利斯在急诊病房已看到这情况，现在感到吃惊的是她，即使隔着一段距离也是如此。她能想象出更靠近时的效果。

　　她站在那里，望着手术遮布盖到他身上和头部。医生已穿上手术衣，戴好手套，工具台已经到位，消毒护士已各就各位，整个外科手术的准备过程进行得有条不紊，体现了很高的效率。这是一种奇妙的过程，她想，它是如此严格，如此完美，以至没人会知道——手术医生自己大概也不曾考虑过——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同事动手术。这过程，这固定的程序对于手术医生具有麻醉作用，就像麻醉剂对于病人具有麻醉作用一样。

　　她走近研究室时，看到一群记者把埃利斯拦在了大楼外面。他正在回答他们的问题，情绪显然不好。她听到“大脑控制”这几个字重复了好几遍。

　　她略感内疚地绕到远处的一个入口，乘电梯上了四楼。大脑控制，她想，星期日增刊将就大脑控制问题展开讨论，各家日报也会随之刊登严肃的社论——医学杂志会刊登更为严肃的文章——讨论不加控制和不负责任的研究所产生的种种危险。她能够看到这一切的到来。

　　大脑控制，天哪！

　　事实上每个人的大脑都受到控制，大家部因此而感到高兴。世界上最有力的大脑控制者是父母亲，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理论家们通常忘记偏见或神经失常或情感障碍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这些特性需要逐步培养。当然，父母们并个是故意伤害他们的孩子，他们只是反复向孩子灌输他们认为重要和有益的种种思想观念。

　　新生儿就像等待编排程序的小计算机，不管教给他们什么，无论是糟糕的文法还是粗鲁的举止，他们样样都能学会。像计算机一样，他们没有识别能力，无法区分好的观念与坏的观念。有一种类比是非常贴切的：许多人都议论计算机的孩子气和咬文嚼字。例如，如果你能指示计算机“穿上鞋和袜”，它肯定会回答说袜子无法穿在鞋子上。

　　所有重要的程序编制到孩子七岁时完成。它们包括种族观念。性观念、道德观念、宗教观念和民族观念等。陀螺仪已经设定，任由孩子们围绕其预定的轨道旋转。

　　大脑控制。

　　那些同社会习俗一样简单的事情又怎么样呢？遇上某人要握手怎么样呢？坐电梯脸朝前呢？从左侧超车？右手拿酒杯？人们为固定社会交往所需的琐碎习俗数以百计——去除其中的任何一种习俗，你就会引起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安。

　　人们需要大脑控制，他们为大脑有控制而感到欣慰。没有控制，他们便会陷入无望的迷茫境地。

　　但是，让一小撮人试图解决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失控的暴力——突然间引来了四面八方的抗议声：大脑控制，大脑控制！

　　控制还是不加控制？何者更好？

　　她在四楼走出电梯，在过道里与几个警察擦肩而过，走进她的办公室。安德斯在里面，他挂上电话，双眉紧锁。

　　“我们刚刚开始出现转机，”他说。

　　“哦？”她的烦恼在一阵期待中消失了。

　　“是的，”安德斯说，“但是我真是该死，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事？”

　　“本森的相貌说明及照片在城里散发，有人认出了他。”

　　“谁？”

　　“市政厅建设与计划处的一个办事员。他说本森十天前去过。建设与计划处存有城区内所有公共建筑的详细档案，而且他们还掌管着某些建筑法规。”

　　罗斯点点头。

　　“本森去核查一幢建筑的具体细节，他想核实有关电气的图纸。他说自己是电气工程师，还出示了一些身份证明。”

　　罗斯说：“他家里的两个姑娘说他曾回去取了些图纸。”

　　“大学医院，”安德斯说，“他有整个医院的全部线路系统的图纸。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八点钟的时候，她站着都在打瞌睡。她的脖子酸痛，脑袋发胀，她意识到她已别无选择——要么睡上一觉，要么完蛋。“假如需要我，我在地板上睡觉。”她告诉安德斯，说完便离开了。她沿研究室的走廊而去，经过几个穿制服的警察。她没有再去注意他们，她记得走廊里好像自始自终都有警察在场。

　　她朝麦克弗森的办公室里瞧瞧。他坐在办公桌后，头斜靠在肩上睡着了。他的呼吸短促而不协调，听起来好像在做恶梦。她轻轻关上门。

　　一个勤杂工从她身边走过，端着装满的烟灰缸和空咖啡杯。看到一个勤杂工做清扫工作，她感到奇怪。这景象在她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事情有点不寻常，肯定出了什么她还不清楚的问题。

　　这事情困扰着她，但她最后还是随它去了。她累了，她的脑子糊涂了。她来到一间治疗室，里面空无一人。她走进去，关上门，在检查台上躺了下来。

　　她几乎是倒下去就睡着了。

　　休息室里，埃利斯看着十一点钟新闻节目中出现的自己。他上电视一半是出于虚荣，一半是出于病态的好奇。格哈得也在里面，还有里查兹，还有安德斯警官。

　　屏幕上，埃利斯眯眼望着摄像机，一边在回答一群记者的提问。麦克风死命朝他的脸上伸过去，他显得很平静。这很使他得意，他觉得自己的回答合情合理。

　　记者们问了他一些有关手术的问题，他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接着有个记者问：“为什么要做这次手术？”

　　“病人，”埃利斯答道，“深受间歇性暴力行为发作之苦，他患有器质性脑病——他的大脑受了伤。我们正在设法治好它，我们正在设法制止暴力。”

　　没人能对此提出异议，他想。作为礼貌的回答，即使是麦克弗森也会对此感到满意的。

　　“大脑受伤和暴力有关这种情况多吗？”

　　“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多不多，”埃利斯说，“我们甚至不知道大脑受伤的情况多不多，但我们最乐观的估计是有一千万美国人有明显的脑损伤，还有五百万有不明显的脑损伤。”

　　“一千五百万？”一个记者说，“就是说每十三个人中有一个。”

　　真够快的，埃利斯想。他后来算出来是每十四个中有一个。

　　“差不多吧，”他在屏幕上答道，“有二百五十万人患有大脑性麻痹，有二百万人患有惊厥性紊乱，包括ADL患者。有六百万人精神发育不全，可能还有二百五十万人患有运动过度行为错乱症。”

　　“所有这些人都是暴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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