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养活这家人(52)

五二

　　拉里在车库后开始给我讲解，那个地方绝对不会被别人看见。他给我示范他希望这事怎么做，怎么划一条粉笔线，然后怎么在木板上钉上钉子作为向导，怎么把房顶板放在木板的边缘一次一块地移动。从第一块房顶板起，我就喜欢上了那样的秩序和工作时缓慢的势头，以及这事完成时所代表的意义。我喜欢手中锤子的重量，喜欢它在寒冷的空气中敲打时坚实的声音。

　　“我需要产量，”在第一天结束时，拉里对我说。我们站在一起看我完成的五列。“你必须移动得快一点。”

　　我肯定我能。但每天的情形都一样。部分原因是由于天气已变得极端寒冷。我每天早晨开始时，气温都低于零度，而且一天中很少是高于零度的。我每次拿五颗钉子，有些天，当我看表时，离下班还有3个小时，而我却觉得没法再忍受15分钟的寒冷了。

　　在车库的山墙端上工作时，进度还要慢，因为我不得不在每一列的末端锯木顶板，使它能适应房顶的斜坡并和已用钉子钉好的边缘紧密贴合。我用一把小刀来锯，用一把短刨来完成。一天早晨11点时，所有的转包人都回家去了，我们等着这个冬天第一场东北大风的到来。大海被淹没在海雾下，寒风凛冽，气温低达零下37度。我站在高高的梯子上，摆放着山墙端顶端的最后几块屋顶板，这时，拉里走到拐角处。我看见他站在那里。天开始下雪了。他从他的带子里拿出锤子，我看见他使用饺子来撬我做的屋顶板的边缘。

　　“我把它们沿角度锯出来的。”我充满希望地说。

　　“是的，”他说，“但我希望它们在边缘下面。你看，像这样？这是防雨的唯一办法。”他开始用锤子撬掉屋顶板。这发出巨大的噪音，钉子的吱嘎声和顶板折断后裂成碎片落到雪中的破裂声。我在脑中做着算术——1小时15美元乘以10，再乘以我浪费的5天。“你必须重做末端，”他说，“不要为此担心。”

　　这事发生在星期五的下午。整个星期六，我在自己的时间里独自工作着，直到我做完。星期一，我走进更衣室里吃午饭，听见比利正和拉里说著有关劳动支出的什么事。我一进去，他们就不说了，但我感到问题来了，当拉里告诉我他将暂时辞退我，因为门窗都来迟了，在真的需要前必须先停止盖房顶板时，我不相信他的话。

　　第二天，没有工作，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直到我走回别墅自愿做垃圾倾倒的工作。“我只是需要一些事情做。”我说。

　　后来的两个星期，我每天都等着拉里打电话叫我回去工作，每天都走到能看见那座别墅的海滨去，去证实门和窗都还没弄好、没有房顶板在盖。

　　我需要做一天的工来凑钱支付我们二月的房租，当我打电话问拉里是否需要我做什么事时，他叫我第二天早晨去。我起床穿好衣服，然后停住脚和科伦道别。“擦擦你的嘴，”她说，“上面沾有东西。”

　　我用整整10个小时的时间用手和膝盖捡拾别墅和车库内外的每一张纸片、每一块木头。我在捡木屑，告诉自己说所有的工作都是有尊严的，只要它能给你足够的钱支付房租。那个驾驶推土机的家伙跳下机器向我走过来。“那个送给你靴子的人？”他说，“凯尔？”

　　“是的。”

　　“他死了，”他说，“我想他得的是癌症。”

　　这又使我感到无助和愤怒，那天做完活后我走的远路回家，希望我回家时孩子们都睡着了。但当我走进家时，三个大孩子都在那儿告诉我说他们和妈妈一起开车去看我工作了。“你爬在灌木丛里做什么？”爱琳问。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卡勒哭着进来了。她把洋娃娃掉在外面了，她想我出去找。我在通道里搜寻着，最后发现了洋娃娃，当我递给她时，她指着一只脚，上面的鞋不见了。“你要我去找鞋？”我说。

　　她点点头，我走回室外。

　　那天晚上晚些时，我父亲从费城打来电话。从去年我对他吼叫“要么认可，要么别瞎操心！”起，我们可能只说过两次话。在那之前的一年，我最后一次见他，他让我坐在电视机和录像机前，给我放一盘带子，那是他从一个名叫“这儿不再有的东西”或其他什么相近的名字的纪录片上录下来的，一个怀旧主义者看着费城，这个“充满兄弟般友爱的城市”，在那个美好的年代，一家人可以不带任何恐惧地在大街上行走。我们就此展开了争论；我的父亲诅咒60年代的宽容和放纵——摇滚乐、赌注、男女同住的集体宿舍、逃避兵役的人，还有长头发——他从年轻时就知道的这个国家的分裂。这是一个古老的、古老的故事；他青年时代的英雄——士兵和总统——是我这个时代的恶棍。

　　“我能做什么来帮助你？”他在电话里问我，“当一个人失去他的工作时，人们应该帮助他，直到他站稳脚跟为止。”

　　“没事，”我说，“我有工作。我在做木工。”

　　他松了口气。他告诉我，在我出生前几个月到我母亲去世的那段时间里，他都在帮着她的父亲在校街上建造他的小房子。他记得盖房顶板是多么的热，他和我的姥爷坐在房顶上喝冷啤酒。他还记得啤酒的味道是多么的好，他告诉我他从帮建那间房子中学到的关于使用工具的每件事情。

　　我以前从未听他谈过这些。突然，我强烈地希望我的父亲和我一起在房间里，我们坐在壁炉前谈个通宵，这样的愿望在这一刻超过了一切。我想听所有他从没告诉过我的故事，而且，我想告诉他，他从来都不该受到我曾对待他的那种方式。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教授，”他对我说，“总有一天，你会再教书的。”然后，他接着告诉我他已以他自己的名义为我给考尔比大学和缅因州大学写了两封信，那是我曾执教过的地方。

　　“我不明白。”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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