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养活这家人(33)

三三

　　“听着，”我们坐在公园长椅上我说，“不会有什么汤姆·乔得。汤姆是斯坦贝克发明的，仅仅如此。”

　　他笑了。“我的妈妈也是这样说的。她想让我像你们那样不上圈套，但是我知道世上总有不会屈服的英雄。”

　　我怎么能否定这个呢？我原来就想成为一名英雄，甚至很长一段时间相信自己就是一个英雄。我想不起来接下去我说了什么，无论我说了什么，他都不理会了，他说他不得不走了。

　　“我很伤心，”他说，“但是我不能和你呆在这儿了，我想我现在不得不回家了。”

　　我看着他开车走了。我感觉到他已厌倦了我的陪伴，或者他很失望，发现我也像其它的人一样，把他推回到这个社会的一条路上，而对于这个社会，他却相信他永远是个局外人。我离开那里，害怕比利会发现，我去看他是因为他父亲会提供给我什么。在科尔格特大学我被解雇时，比利是站在队伍里为我抗议管理部门的学生之一。他要求面见校长，或者是开一集会，让校长向上百个学生解释为什么我被辞退。第二天，有人告诉我，校长向群众做了一个策略上的合理解释，当时比利站起来冲他喊：“这理由还不充分！”

　　我想大概是第二天比利的父亲打电话来谢我。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仿佛就是在昨天，我还在想着他会回报我的努力。我努力地压制着一种冲动，去问他是否他可以在他的软件公司给我找个位置。

　　我想为比利做点什么，做点儿有意义的事。我决定翻一翻书箱，找一些在他是我学生时我布置给他看的书，我会在这些书中找到一些段落送去鼓励他。但是一开始，我却读着在书中每页的空白处所写的注释，那是我为讲课做的笔记。很明显在那个时候我从未真正只是为了学习而去读这些书，我总是在这些课文中寻找一些让我在学生面前表现得更聪明的东西，在聚会中说的话。我想象着教务的妻子上床后回忆说，“噢，你知道英语系那个诙谐、有魅力的年轻人吗？”

　　我从厨房里找到一些垃圾袋子，检查我所有的书，分开我在里面写过东西的。但是很快我决定把所有的书都放进垃圾袋，还有十余本上课用的笔记本。

　　早晨借着第一缕光亮我就开车到了雅茅斯的垃圾点。我是第一个开车到那儿的人，在门外等着开门。“那是什么？”一个掌管添坑的没牙的男子问。

　　“一段古老的生活。”我说。

　　他看看我，然后指指我旁边前面座位上堆起的垃圾袋。“打开那个。”他说。我打开了，当我告诉他里面全是书时，他叫我带它们去山顶，那里矮灌木火正在闷烧。

　　没有把袋子整个地丢到火里，我打开每一个袋子一次扔一本书。一大堆塞尔尤贝克的目录本在灰烬里闷烧着，我把我的书扔在火里。埃米莉·迪更生和梅尔维尔一整套作品，霍桑的《红字》，《推销员之死》的我的硬皮复印本。我读着俄亥俄州那个孩子记住的那些段落。我读到了查理那个地方，威利最好朋友查理提出给他一份工作来挽救他。威利太骄傲了以致于不能接受，他告诉查理：“我有工作。”查理说：“没有报酬？没有报酬的工作是什么工作？”我记得我关于这几行字写的课堂笔记，我是怎样结束的那堂课，我告诉我的学生，这才是他们祷告著有一天能拥有的工作。这份工作他们如此热爱以致于他们会不要报酬而甘愿做的事情。我为此对自己一直很满意，但是现在我读这些话时，我看见自己是最坏的那种骗子，站在学生面前，描画着一个局外者的对生活的浪漫图画，而对这种生活我竟一无所知。

　　在那天的邮件里又有三封工作拒绝信。我看完它们，把它们丢在了厨房柜子上。

　　第十章　卖孩子

　　每一次我看着科伦，我就想她的衣服开始变大了。每次怀孕，她鼻梁上都会出现一道小斑点，一天早晨她躺在床上睡觉，我看见了那些小斑点的隐约轮廓，我给一家要领养孩子的夫妇打了个电话。

　　我用的是唐纳太利餐馆外的市内电话，我说了实情，只是对我的名字、我住的地方撒了个小谎。那个女人有一种很甜的声音。“我们非常欢迎你和你妻子来吃正餐。”她说。

　　吃正餐。

　　“等等，艾德蒙德去楼上去接电话。”她说。

　　他接了电话，说：“你好，我是艾德蒙德。非常高兴跟你说话。你和妻子愿意来吃午饭吗？”

　　“我已邀请他们来吃正餐了，亲爱的。”他妻子说。

　　他开始道歉。

　　“我可以来喝咖啡。”我说。

　　“噢，是的，”她说，“什么时候？”

　　我告诉她我将一个小时后到那。她开始给我指示她们家的方位，但是由于迫不及待，她竟无法从我出发的雅茅斯图书馆找到一条路。“这样吧，亲爱的，”她丈夫温柔地说，“你挂断电话，我来说吧！”

　　我没有什么可以穿的，没有合适的衣服。我穿着拳击短裤，在卧室的高镜子前试着衣服。电话里那对夫妇友好的声音让我感到放松一些。我想第一次见面我们可能会谈到钱。某个差不多的数目，所以我把这笔钱也记入到预算中。科伦想从生活中得到的仅是一个大家庭，并且有机会呆在家里和孩子们在一起，直到他们开始上学。在我认识她的十年里，她从没向我要求过别的什么东西。这个梦想在我出现之前一直是适合的。我们见面时，她仍在上学。作为一个专职学生她有三份工作，这样她不会负债毕业了，因为那些债迫使她把她的青春花费在工作上，而不是生孩子。最后我穿上我的那种旧的打褶的蓝色牛仔服，决定告诉那对夫妇我一直在园子里工作。我只能坐几分钟，因为我不得不回家，完成修剪草地的活儿。

　　当我走出厨房，怀里抱着卡勒，科伦正坐在走廊上给内尔梳头发。我告诉她我要去城里给收割机加油。“我要带卡勒去兜风。”

　　“那好啊，”科伦说，“亲亲我们，再见吧！”

　　我弯腰亲亲她们两个。

　　“噢，等等，”科伦说：“亲爱的，你脸上弄了些什么？你不能这样跟爸爸出去，看起来像个挖泥坑的”。

　　我告诉她没关系，但是她还是进了屋拿来一条湿毛巾。她擦着卡勒的脸，梳理着她的头发。我不知道是否我们将来会有一天，可能一个月、一年或者五年之后，我能告诉科伦，我是多么伤痛地看着她把卡勒打扮得漂漂亮亮，而卡勒却是我自私计划中无辜的交易品；我是怎样感受到某种东西在我身上消失，某种我无法名状的东西。我站在那里，尽可能长些时间，然后我从她手里接过梳子，梳梳我的头顶。“我看起来还行吧！”我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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