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养活这家人(22)

二二

　　“那太晚了，史奈德先生。你在告诉我们，你要违背你说在月底前付帐的诺言，是吗？史奈德先生。”

　　“不要总是叫我的名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我要挂断电话了。”

　　“你不要那样做，史奈德先生。这里是收费代理处，难道它对你不意味着什么吗，史奈德先生？”

　　“这是一个比喻呢还是你想要一个回答？”

　　“它对你不意味什么吗，史奈德先生？”

　　“你想要听真话吗？”

　　“是的，史奈德先生。”

　　“真话是：不，它对我来说不是什么他妈的大不了的事，什么他妈的都不是！”

　　“谢谢，史奈德先生。祝你愉快。”

　　一次，我去小联盟运动场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那位商人。

　　“你有信用卡吗？”他问。

　　我告诉他没有。“我想我不能对我的收入撒谎。”

　　“你只不过在对一台计算机撒谎，仅仅如此，”他说。他已经对我没有耐心了。“这个国家完了，朋友。告示到处都是。AT&T公司辞掉了4万工人，它的股票在上涨！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他的声音有点儿颤抖，他的眼神透着茫然的神色，“它意味着合同破产了。”

　　他告诉我他的另一位商业伙伴的事，那人最近在达特茅斯的爱摩斯·塔克学校里教书。“他有一个从南方布朗克斯市来的非常优秀的黑人学生。在毕业典礼上我的朋友和那个孩子的父亲站到一起，问他，城里糟糕的事情怎么样了。那位父亲说：“教授，这些日子中的某一天你就会看到这里也会燃起火焰的。”

　　我们走进一片小树林，开始寻找我的球。“大多数我这个年龄的人不会得到的。”他愤恨地说，“我们创造了一个人民阶级，一个越来越庞大反而越来越被剥夺掉这个国家提供的好东西的下层社会。他们现在正在工作，把自己变得近似疯狂。我的一个兄弟在米尔抱其当警察。他告诉我有一整个亚文化的猎食群，真正卑劣的家伙，他们要让我们总有一天付钱。一定会让我们付钱的，因为他们会尖叫着跑到这个国家的郊区，跑到乡村俱乐部的头等茶屋，他们会用枪对着我们喊：‘交出钱来，你们这些笨蛋！你们过得太好了，活得太长了！’”

　　他的脸微微泛红，我都能看到他面颊上那突出的小血管。

　　“我们别找球了，”我说，“我可以买些新的。”

　　“不，不行，”他说。“自从我停止挣钱以来，我从来不会从丢失球的地方走开。这些球每个值一块多钱呢。”

　　几天以后，我父亲从宾夕法尼亚打来电话。我一听到他的声音就知道出事了。他讲述了一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如何进了他们的房子，并且把卧室中沙发上我继母的笔记本偷走了。“我们就在隔壁屋子里，”他说，“你能想象得到吗？”

　　我的父亲是一个退休的牧师，仅靠一点养老金生活。他这一辈子从没动怒到伸出拳头的地步。现在他受惊了，而我离他又太遥远，不能保护他。我为此感到怕。当我听他说话时，我记起最后一次我们说话时，我说我有一份工作，在安全的地方有一套房子，这看起来似乎保证了我将能让他对我曾经要求过的唯一一件事感到满意，那就是当他们不能再照顾自己的时候，我不会让他和继母分开。作为一位牧师，他经常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在老夫妇身上，他一直认为这是可以想象的事情中最残忍的事。

　　“这些人走出城市，正在做这些令人生畏的事！”他在电话里喊着。然后他继续大声地、疯狂地说这个国家是如何在浪费，因为政府剥夺了学校祈祷的合法权利、认可了堕胎、收了中产阶级的税、给了私生儿的福利妈妈报酬。我从没有听他那样说话，也从来没有听到他如此生气。“战争中我已经失去了两个兄弟，”他冲我喊着：“查理·布莱克莱吉在诺曼底死去了，拉尔夫·布雷克在非洲被打死了，为什么？这些男子汉们为什么而死？”

　　我尽力想打断他，但是他仍然在说：“交税，那些钱又都用到哪去了！”

　　“别说了！”我大声说，“你不用付任何税！”

　　“我非说不可！我要告诉你刚才——黑莱锐·克林顿正在操纵整个事情，他……”

　　“喂，爸爸，你要么认可这些，要么就别瞎操心！”我也喊起来。我记得20世纪60年代末当他听到我取笑总统尼克松时，他是这么对我说的。我又说了一遍：“要么认可，要么不去管它，爸爸。记得吗？”

　　我没等他说话便挂断了电话，第一次我这样做。我离开屋子，开始沿着人行道跑向大马路，在十字路口处向右拐弯又跑了五里到了凡尔茅斯，一路上想着我的父亲是如何努力工作来支撑我。我记得一年冬天他接到的一份工作是刷洗牛奶卡车的内部，另一份工作是给货车装运东西。如果他在我的处境上，如果他的最后一份工资支票没有了，他是会去干任何一份工作，无论它的薪水多少，无论此时生活境况多么使他感到卑下，他都会凑合著活下去。

　　在凡尔茅斯，我跑过缅因州几家最华贵的房子。它们沿着路边植了树的宽大街道整齐地矗立于轻柔的斜坡草坪之上，面向大海。我继续跑着，身边擦过的有保姆，她们正推着婴儿车出来散步，还有慢跑的人，他们的胳膊准确地移动着，就像钟表的指针，他们的身体那么结实和瘦小，以致于我无法分辩他们是男的还是女的。一些汽车超过了我，有的司机正在打电话，我不停地跑，一直在想我多么希望能够照顾我的父亲，多少次我曾告诉他，当有机会的时候，我会为他而去那里。我疑惑他是否知道我缺少一些重要的东西，一些内在的力量或者自信心，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懦夫。我来到了老滩路，我们在回到缅因州时的那些日子里曾经开车来过这里，这里站着一位警察，禁止公众入内。我记得原来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片海滩，我不知道这位新主人是谁，他雇了这个警察拦住像我这样的人，不许入内。他们怕什么？奇怪！

　　忽然我想起去跟警察说话。我有点狂乱了，甚至认为他渴望着要和我说话，但是我又想到我们或许可以打声招呼，然后他会告诉我这家人是谁，谁雇了他来监护他们神话般的生活。当我走近别墅时，我减慢了速度。天哪，我想，某个像这位为富人工作的人会立刻看出我失业了，这些日子我正漂泊不定。正是这样，当我更走近了时，我意识到他的手正要去摸他闪亮的黄色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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