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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有什么,有一绝我们家小狗的鬈毛,有父亲带我去看过的歌剧的门票,一枚在什么地方得到的或是在一个包里发现的戒指——之所以被盗并不是由于里面装的东西。那个茶叶罐本身和人们在集中营里能拿它做的事情却很有价值。”她把茶叶罐放在了支票上面,“关于怎样使用这笔钱您有什么建议吗?把它用于任何与大屠杀有关的事,这对我来说,的确就是我既不能又不想给予的一种饶恕。”

  “给那些想学习读写的文盲,一定有这样的公益基金会和社团组织,可以把钱捐献给这些机构。”

  “当然会有这样的机构。”她思考着。

  ““也有类似的犹太人协会和社团吗?”

  “如果有什么社团,那么您可以相信,也就会有犹太社团。不过,文盲问题不是犹太问题。”

  她把支票和钱推到我这边。

  “我们这样做吧:您去打听一下都有什么相关的犹太组织,这里也好,在德国也好。然后,把钱寄到您最信任的有关组织的账号上去。您也可以,”她笑了,“如果得到承认非常重要的话,以史密芝女士的名义寄。”

  她又把茶叶罐拿到手里:“我留下这个茶叶罐。

  12

  转眼间,这一切都成了十年前的事情了。在汉娜死后最初的几年里,那些老问题一直在折磨困扰着我,诸如,我是否拒绝和背叛了她,我是否仍欠她什么,我是否有罪——因为我曾经爱过她,我是否必须要宣布与她脱离关系或者把她摆脱掉。有时候我扪心自问,我是否要对她的死负责,有时候我对她十分气愤,气愤她对我的伤害,直到那气愤变得软弱无力为止,那些问题变得不重要为止。我做过什么和没做过什么,她对我有过什么伤害——这些恰恰成了我的生活。

  汉娜死后不久,我就下决心要把我和汉娜的故事写出来。从那时以来,我已经在脑子里把我们的故事写过多次了,每次总有点不一样,总是有新的形象、新的情节和新的构思。这样一来,除了我写出来的版本外还有许多其他版本。有保障的是写出来的版本是正确的版本,原因在于它是我写出来的,而其他版本我没有写出来。已经写出来的版本是它自己想被写出来,其他许多版本不想被写出来。

  起初,我想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她,但是,我的记忆不是为这个目的而存在的。随后我注意到,我们的故事是怎样地从我的记忆中悄悄地消失。于是,我想通过写作把我的记忆寻找回来。但是,就是写作也没有把记忆诱发出来。几年来,我一直没有云触扪及我们的故事,我们相安无事。这样一来,它反而回来了,一个细节接着一个细节,以一种完整的、一致的和正确的方式回来了,使我对此不再伤心。一个多么让人伤心的故事:我过去常这样想。这并不是说我现在认为它是幸福的。但是,我认为它是属实的。在这个前提下,它是伤心的还是幸福的问题就不重要了。

  当我想起它时,无论如何我总是想这些。当我觉得受到了伤害时,过去受到伤害的感觉就又重现出来;当我觉得我对某事应负责任时,就会想起当时的那种负罪感;如果我如今渴望得到什么,或怀念家乡,那么我就会感觉出当时的那种渴望和怀乡情。我们的生活一环套一环,后一环总是离不开前一环,已经过去的没有结束,而是活现在现实中。这些我懂。尽管如此,我有时对此还是感到难以承受。也许我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的目的还是为了摆脱它,尽管我无法达到这个目的。

  从纽约一回来,我就把汉娜的钱以她的名义汇给了“犹太反盲联盟”。我收到了一封用电脑写的短信,在信中,“犹太反盲联盟”对汉娜·史密芝女士的捐赠表示了感谢。兜里揣着那封信,我开车去了汉娜的墓地。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站在她的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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