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朗读(16)

一六

　　参加我们这门课的学生形成了一个拥有自己的明显特征的小组。起初其他学生称我们为集中营问题研究班，不久之后我们自己也如此称呼起来。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一些人不感兴趣，更多的人感到惊讶，另一些人感到反感。现在我想，我们在了解这段可怕的历史并在试图让其他人也了解这段可怕历史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热情，的确令人反感。我们读到、听到的事实真相越可怕，控诉和清理的任务也就越明确。即使是令我们窒息的事实真相，我们也要胜利地高举着它们。瞧这！

　　我报名参加这个研讨班完全是出于好奇，因为这样就可以换点其他内容了，否则一味是买卖法、犯罪和参与犯罪、德国中世纪法典或古代法律哲学。我把已经养成的傲慢自大、目空一切的习惯也带到了班上。不过，在那个冬季里，我越来越不能自拔，不是不能从我们所读、所看到的事实真相中自拔，也不是不能从研究班的学生们所表现出的热情中自拔。起初，我只想分担一点同学们的科学、政治或伦理道德方面的热情，但是，这不过是自欺而已。我越来越想更多地参与，想与他们分担全部热情。其他人可能还是觉得我仍！日与他们保持着距离，认为我高傲自大。可我在那个冬季的几个月里自我感觉不错，觉得已属于那个研究班了，觉得我了解了自己、自己所做的事和与我共事的同学。

　　3

　　法庭的审理在另外的一个城市里进行，开车去那里需要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此前，我与那个城市从未发生什么关系。另外一位同学开车，他是在那里长大的，对那里的情况非常熟悉。

　　那是一个星期四。法庭的审理在星期一就开始了，前三天的审理时间都用于辩护律师为辩护人提申请。我们第四组将要经历的是法庭对被告人的直接审理、这将是法庭审理的真正开始。

　　我们轻松愉快，情绪高涨地沿着山路在盛开的果树下面行驶。我们的所学总算有用武之地了，我们感觉自己不仅仅是观众、听众和记录员，观审、听审和做记录是我们对清理工作所做的一份贡献。

　　这座法庭是一座世纪之交的建筑，但又没有当时法庭建筑所常有的富丽堂皇和睦俄昏暗。刑事陪审法庭开庭的大厅里，左边是一排大窗户，乳白色的玻璃挡住了人们从里向外张望的视线，但却挡不住从外面照射进来的光线。检察官们坐在窗前，在明媚的春天和夏日里人们只能辨认出他们的轮廓。法庭上坐着三位身着黑色长袍的法官和六位陪审员。他们坐在大厅的正面，在他们右侧的长椅上坐着被告人和辩护律师。由于人数众多，桌椅一直摆到大厅中间，摆到了观众席前。有几位被告和辩护律师背对着我们坐着，其中就有汉娜。当她被传唤，站起来走向前面时，我才认出她来。当然，我立即就听出了她的名字：汉娜·史密芝。随后我也辨认出了她的形体，她的头，她的脖颈，她的宽阔的后背和她那强健有力的手臂，令我感到陌生的是那盘起来的头发。她站在那儿，挺着胸，两腿纹丝不动，手臂松弛下垂，穿着一件蓝色的短袖上衣。我认出了她，但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当法官问到她是否愿意站着时，她说是；当问她是否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在赫尔曼市附近的一个地方出生，现年四十三岁时，她说是；当问她是否在柏林的西门子公司工作过并于一九四三年秋去了党卫队时，她说是。

　　“您是自愿去党卫队的吗？”

　　“是的。”

　　“为什么？”

　　汉娜没有回答。

　　“尽管西门子给您提供了一个做领班的职位，您还是去了党卫队，对吗？”

　　汉娜的辩护律师跳了起来：“尽管’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这不就是假设一个女人应该更喜欢在西门子做个领班而不应该去党卫队吗？您没有任何理由就我的委托人的决定提出这样的问题。”

　　他坐下了。他是谁一的一位年轻的辩护人，其他人都上了年纪，有几位很快就暴露出来是老纳粹。汉娜的辩护人制止了他们使用隐语和推论。但是，他很急躁，这对他的委托人非常不利，就像他的同事们的满口纳粹论调对他们的委托人也十分不利一样。尽管他的话让审判长看上去不知所措，使他对汉娜为什么去了党卫队这个问题不再刨根问底，但是他的话给人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她去党卫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迫不得已。一位陪审法官问了汉娜想在党卫队里做什么工作。汉娜解释说，党卫队在西门子和其他工厂征聘女工做替补看守，这样，她就报了名，并被录用了。尽管她做了这样的解释，但是，人们对她的不佳印象已无法改变了。

　　审判长要求汉娜用是与否来证实下列问题：是否直到一九四四年年初一直在奥斯威辛，是否于一九四四年与一九四五年之交的冬天被派往克拉科夫一所小集中营，与那里的被关押者一起西行并到达了目的地，是否在战争结束时到过卡塞尔，是否从那以后经常更换居住地。她在我的家乡住了八年，那是她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

　　“经常更换居住地就能证明有逃跑的嫌疑吗？”辩护律师用很明显的讽刺口吻问道。“我的委托人每次更换居住地都在警察局登记和注销户籍。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她要逃跑，她也掩饰不了任何事情。逮捕法官认为我的委托人受到的指控严重，面临引起公愤的危险，他感到无法容忍。难道这可以成为剥夺她人身自由的理由吗？我尊敬的法官先生，这是纳粹时期抓人的理由，是纳粹时盛行的做法，纳粹之后被废除了，这种做法现在早已不存在了。”辩护律师说话时带有一种人们在兜售下流故事时所表现的不良用心和洋洋得意。

　　我对此感到震惊。我发现，我认为逮捕汉娜是自然的和理所当然的，不是因为人们对她提出了控告、严重谴责和强烈怀疑——关于这些我还一点不知详情，而是因为把她关在单人牢房里她就会从我的世界中，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我想离她远远的，让她远不可及，让在过去几年里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的她变成一种记忆，仅仅是一种记忆。如果辩护律师成功的话，那就意味着我必须做好再次见到她的准备，我就必须使自己清楚我是否见她和如何见她。而且，我看不出他怎么能不成功。如果汉娜到目前为止没有企图逃跑，那么她为什么现在要去这么做呢？她能掩饰什么呢？这恰是逮捕她的一个理由。

　　审判长看上去又不知所措了。我发现这是他的一个计策。每当他认为某种意见具有阻碍性和令他感到不愉快时，他就摘掉眼镜，用近视的、不肯定的目光打量着发表意见的人，同时皱着眉头，或者避而不谈已经发表的意见，或者开始这样发问：“您的意思是……”或“您是想说……”并用另一种方式重述一遍别人发表的意见，让人确实感到他对此不感兴趣，同时也使人相信逼他是没用的。

　　“您的意思是逮捕官错误地估计了下面的情况：被告人没有对书面的传讯做出反应，没有去找警察局、检查院和法官？您是想提交一份撤销逮捕令的报告吗？”

　　辩护律师提交了一份这样的报告，被法庭驳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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