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回归线(62)_亨利·米勒

六二

　　如果我碰巧看见一只蟑螂在墙上爬，我就有福了；这将丝毫也不变调地把我引导到我那架可悲地起着波纹的古钢琴弹出的伊西之曲。有一个星期天，就像那样，我作了可能想象的最可爱的谐谑曲之一——致虱子。这是“源泉”，我们大家都在进行硫疗；我将整个星期都倾注在但丁的英语版《地狱》篇上。星期日像融雪一般到来，鸟类被突然到来的高温热疯了，在窗户里飞进飞出，对音乐无动于衷。有一个德国亲戚刚从汉堡或不来梅来，一个未结婚的姑妈，样子像一个女相公。仅仅靠近她，就足以使我发狂。她常常拍拍我的脑袋，说我会成为另一个莫扎特。我过去恨莫扎特，现在仍然恨他，所以为了向她报复，我就故意演奏得很糟糕，弹出我所知道的所有刺耳的音调。然后，如我所说的那样，来了一只小虱子，一只真正的虱子，它藏在我冬天穿的内衣里。我把它抓出来，轻轻放在黑键末端，然后我用右手在它周围弹起了吉格舞曲；噪音也许在黑键末端把它震聋了，然后，它似乎对我心灵手巧的卖弄着迷。它这样精神恍惚，一动不动，终于使我心烦起来。我决定用我的中指全力给它来个半音阶。我大大方方地捉住它，但是用力过猛，它粘在了我的指尖上。这使我得了圣维特斯舞蹈症。从那时候起，谐谑曲开始了。这是一首被遗忘的旋律的大杂烩，加上芦荟和豪猪精的作料，有时候同时用三个键来弹奏，始终像一只华尔兹鼠，围绕着纯粹的概念转圈。后来，当我去听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时，我理解他正在遭遇着什么；我理解怀特海德、罗素、金斯爵士、爱丁顿、鲁道尔夫·倭铿、弗罗贝尼乌斯、林克·吉莱斯皮；我懂得，如果从来不曾有过二项式定理，为什么人们也会发明出它来；我懂得，为什么会有电和压缩空气，更不必说喷泉和火山泥外敷药了。我必须说，我十分清楚地懂得，人类血液中有一只死虱子；当有人给你一首交响乐、一幅壁画、一包烈性炸药时，你真的会得到一种吐根剂的反应。我也明白，为什么我没有成为我实际上是的音乐家。我头脑里创作的所有曲子，所有这些由于圣希尔德加德、圣布里吉特、十字架的圣约翰以及天知道什么人而使我私下里听到的艺术作品，是为未来世纪而写的，一个有更少乐器，却有更强的直觉。

　　更强的耳鼓的世纪。在这样的音乐能得到欣赏以前，必须经历一种不同的痛苦，贝多芬找到了这个新的领域——当人们感情爆发的时候，当人们在极端的寂静中精神崩溃的时候，人们便意识到它的存在。这是一个由各种新的振动组成的领域——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团雾状的星云，因为我们还必须超越我们自己的痛苦概念。我们还必须容纳这个星云世界，容纳它的痛苦，它的运行方向。我被允许俯躺着倾听一种难以置信的音乐，对我周围的悲伤无动于衷。我听到一个新世界在酝酿，江河的奔腾，火星在飞溅，宝石泉在喷涌。一切音乐仍然受老的天文学支配，是温室产品，是厌世病的万灵药。音乐仍然是难以形容的罪恶的解毒药，但这还不是音乐。音乐是整个星球之火，是一种势头永不减弱的熊熊大火；这是神的石板书写魔术，是由于松开了轴，学问家和无知者都同样领会不了的咒语。当心肠胃，当心无法安抚、不可避免的事情！什么也没有决定，什么也没有解决。所有在进行的一切，所有音乐、所有建筑、所有法律、所在政府、所有发明、所有发现——所有这一切都是黑暗中的速度练习，有着一个大写字母Z，在一瓶胶水中骑着一匹疯狂白马的车尔尼。

　　我之所以在这讨厌的音乐上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是因为它总是和性混合在一起。我一能够弹奏一支歌曲，就有各种窟窿眼儿像苍蝇一样围着我转。首先，这主要是罗拉的过错。罗拉是我的第一位钢琴教师。罗拉·尼森。这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名字，具有我们当时居住的那一地段的典型特点。它听起来就像一条臭咸鱼，或一只生了虫的窟窿眼儿。说真的，罗拉严格讲起来不算一位美人。她的模样有点儿像卡尔梅克人或奇努克人，灰黄色的肤色，目光暴躁的眼睛。她长着一些小鼓包和粉刺，更不用说唇须了，然而，使我兴奋不已的是她浓密的毛发；她有美丽神奇的黑头发，她把头发在她蒙古人般的脑壳上弄成了上上下下的许多卷儿。她在颈背上把头发挽成了一个蛇形结。

　　尽管她是一个认真的白痴，可她总是迟到，在她到达的时候，我总是因为手淫而软弱无力，但是，她刚一在凳子上坐到我旁边，我就又兴奋起来，一半是因为她俯下洒满了臭烘烘的香水。夏天她穿着宽松式袖口的衣服，我可以看到她胳膊底下一簇簇的胶毛。一看到这毛就叫我发狂。我想象她全身都长毛，甚至肚脐上也长。我想要做的事就是在毛发里翻滚，把我的牙齿埋到毛发里。如果毛发上还带有一点儿肉，我就能把罗拉的毛发当作美味来吃。总之，她是多毛的，这就是我所要说的。她毛多得就像一只猩猩一样，这使我的心思离开了音乐，转到了她的窟窿眼儿上。我他妈的一心想看她的窟窿眼儿，终于有一天我贿赂了她的小弟弟，让我偷看她洗澡。这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可思议：她从肚脐到胯部长着一簇蓬松的毛，厚厚的一大簇，像是苏格兰高地人系在短裙前的毛皮袋，又浓又密的毛，简直是一小块手工织成的地毯。当她用粉扑向上面的时候，我想我快要昏过去了。下一次她来上课时，我裤子上的几个纽扣没有系。

　　她似乎没有注意到任何不正常。再下一次，我把裤子上所有纽扣全解开。这一次她明白了。她说：“我想，你忘记了什么事，亨利。”我看着她，脸像胡萝卜一样红。我无所谓地问她什么？她一边用左手指着那玩艺儿，一边假装看别的地方。她的手伸过来，伸得这么近，我忍不住抓住它，塞进了我的裤裆。她迅速站起来，脸色苍白，惊恐万状。我逼近她，伸手掏到她的裙子底下，够着了我从钥匙孔里看到的那块手工织成的地毯。突然，我扎扎实实地挨了一巴掌，然后又一巴掌。她揪住我的耳朵，把我带到屋角里，让我的脸朝着墙，对我说：“现在把你的裤子系好，你这个傻小子！”一会儿以后，我们回到钢琴旁——回到车尔尼和速度练习上。我再也分不清半音和降半音，但是我继续弹琴，因为我害怕她会把这件事告诉我母亲。幸好这并不是一件可以随便告诉别人母亲的事。

　　这件事尽管令人难堪，但是却标志着我们之间关系的一个决定性变化。我原以为她下一次来的时候会对我很严厉，但是相反：她似乎是把自己好好打扮了一番，身上撒了更多的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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