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二十四小时(2)_绞刑架下的报告

第一章二十四小时(2)

　　打电话。

　　“当然没有登记。证件是假的。”

　　“谁给你的身份证？”

　　“警察局。”

　　一棍子打下来。两棍子。三棍子。我用得着数数吗？朋友，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未必用得着这个统计数字。

　　“你叫什么名字？说。住在哪儿？说。同谁有联系？说。

　　秘密联络点在哪儿？说。说。说。不说就打死你。”

　　一个健康的人能经得住几下这样的毒打呢？

　　收音机播送出午夜时刻的信号。咖啡馆关门了，最后的顾客回家了，情人们还流连在门前难分难舍。瘦长个子的盖世太保头目愉快地微笑着走进屋来：“一切都弄清楚了，——怎么样，编辑先生？”

　　谁告诉他们的？叶林涅克夫妇吗？弗里德夫妇吗？可是他们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呀。

　　“你瞧，我们全知道了。说吧。放聪明点。”

　　专门的词汇。“放聪明点”的意思就是背叛。

　　我可不聪明。

　　“把他捆起来。给他点厉害尝尝。”

　　一点钟。最后一辆电车回厂了，街上空无人迹，收音机向它最忠实的听众敬祝晚安。

　　“还有谁是中央委员？电台设在什么地方？印刷所在哪儿？

　　说。说。说。”

　　现在我又能够比较安静地计算抽打的次数了。我唯一感觉得到的疼痛，是从那咬烂了的嘴唇上来的。

　　“把他的鞋脱掉。”

　　真的，脚掌上的神经还没有麻木。我感觉到了疼痛。五下，六下，七下，现在仿佛棍子直打进了脑髓。

　　两点钟。布拉格在鼾睡中，也许什么地方有孩子在睡梦中啼哭，丈夫在抚摸妻子的肩膀。

　　“说。说。”

　　我用舌头舔了舔牙床，想努力数清被打掉了多少颗牙齿。

　　但怎么也数不清。十二、十五、十七颗？不，这是现在“审问”我的那些盖世太保的数目。他们当中有几个显然已经疲倦了。而死神却迟迟不来。

　　三点钟。清晨从四郊进入城市，菜贩向集市走来，清道夫们打扫街道。也许我还能活一个早晨。

　　他们带来了我的妻子。

　　“你认识他吗？”

　　我舔了舔血迹，不想让她看见……这未免有点幼稚，因为我满脸都在流血，连指尖也在滴血。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她这样回答，没有流露出一点恐惧的神色。亲爱的。她恪守我们的约言，任何时候也不承认她认识我，尽管这样做现在已经无济于事了。究竟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们呢？

　　他们把她带走了。我尽力用最快乐的目光向她告别。也许这目光一点也不快乐。我不知道。

　　四点钟。天亮了还是没有亮？蒙上了厚布幔的窗户不给我答复。而死神仍不见到来。我应该去迎接他吗？应该怎样去迎接呢？

　　我打了谁一下，然后就跌倒在地上。他们用脚踢我，在我身上乱踹。好啦，这样就会死得快些啦。一个穿黑衣服的盖世太保一把抓住我的胡子，把我提了起来，得意地笑着给我瞧他手里一绺刚拔下来的胡须。实在可笑。现在我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

　　五点。六点，七点，十点，中午了，工人们上工又下工，孩子们上学又放学，商店里做着买卖，家里烧着饭，妈妈也许正在思念我，同志们也许打听到我被捕了，正在采取安全措施……以防我供出来……不，你们不用害怕，我是不会出卖的，请相信我吧。总算离死不远了。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一场热病中的恶梦。拷打一阵之后是泼凉水，接着又是一阵拷打，又是：“说，说，说。”可是我还没有死去。妈妈、爸爸，你们为什么把我养得这样结实啊？

　　下午五点钟，他们一个个都疲倦了。拷打现在已经稀疏，间歇很长，多半只凭一种惯性才打两下。忽然，从远方，从那遥远遥远的地方，响起了一个像爱抚似的平和而宁静的声音：“Erhatschongenug。”（德语：“已经够他受的了。”）然后我坐了起来，桌子在我面前直晃。有人给我水喝，有人递给我香烟，但我捏不住它。有人试着替我穿鞋，又说穿不上。然后又有人把我半搀半拖地带下楼梯，塞进汽车里，我们就坐车走了。有人又把手枪对准我，我觉得好笑。我们从一辆扎着白色花彩的婚礼电车旁边经过，但也许这一切只是一场梦，一场热病，也许是临死前的痛苦，或者就是死的本身。濒临死亡本来是沉重的，但这次我竟毫无沉重之感，它轻得像一根羽毛，只要呼出一口气，一切就都完结了。

　　完结了？还没有，总是完不了。这会儿我又站了起来，真的站起来了，自个儿站着，不用旁人搀扶。我眼前是一面污黄的墙，墙上溅了些什么？好像是血……是的，这是血，我抬起手试着用指头去抹它……抹着了，还是新鲜的，我的血……有人从背后打我的头，命令我举起手做一蹲一起的动作；做到第三次时，我倒下了……一个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站在我跟前，踢了我几脚，想把我踢起来。这有什么用呢？又有人向我泼凉水，我坐起来了，一个女人给我药吃，问我哪儿痛，这时我感觉到我的全部疼痛是在心上。

　　“你没有心。”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说。

　　“啊，我有心的。”我说。我因为还有足够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心，而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自豪。

　　后来一切又都消失了：墙壁、拿药的女人和那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现在我面前是敞开着的牢房的门。一个肥胖的党卫队队员把我拖进去，脱掉我那被撕成碎片的衬衣，把我放到草垫上，摸了摸我那被打肿的身子，吩咐给我裹伤。

　　“你瞧瞧，”他摇晃着脑袋对另一个人说：“你瞧，他们干得多利落。”

　　然后又是从远方，从那遥远遥远的地方，我听到了一个像爱抚似的平和而宁静的声音：“他活不到明天早晨啦。”

　　还差五分就要敲十点了。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个美丽而温润的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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