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235)_亚历克斯·哈利

二三五

　　翌日清晨，当我们抵达塞内加尔的达喀尔时，我们转搭轻型飞机到冈比亚的云杜姆机场，然后再乘坐一辆载运旅客的卡车进入首都班珠尔。埃布和他的父亲阿哈里·曼根召集了小群对这个小国家历史有相当认识的人到我下榻的大西洋饭店来见我。就如同我先前对威斯康辛范西纳博士说的一样，我告诉他们我的家族世代口述历史的传统。我以倒叙的方式从外婆讲到汤姆，再往上到鸡仔乔治，最后讲到济茜说她非洲父亲如何对其他的奴隶坚持他的名字是“金塔”，并一再地重复提及那些辨认各种不同事物的语音，以及他在家乡村落砍木头时被攻击，然后被俘虏的故事。

　　当我结束时，他们以极想笑的口吻说：“当然啦，‘肯必·波隆河’意指冈比亚河，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我很激动地说并不然，这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并不知道！然后他们十分感兴趣我那位一七六○年代的祖先坚持他的名字叫“金塔”。他们说：“我们国家那些最古老的村落都是以好几世纪前最先定居在那里的家族来命名的。”于是他们拿来一张非洲地图指着说：“你看，这里有个村落叫做康达·金特，而不远处也有个叫做康达金特·约尼·亚的村落。”

　　他们接着告诉我一件我做梦也没想的事：在此国家一些较古老而且不是很文明的村落里可能发现一些被称为“史官”的老人，他们就像是一本历史的活字典。一位资深的史官通常是在六十五至七十五岁之间，在他们之下有一长列较年轻的史官——以及学徒男孩。当这些男孩将来有资格成为一位资深史官时，他已在老史官讲述长达几世纪的村落、种族、家庭或伟人历史的耳濡目染之下熏陶了四五十年。他们告诉我，整个黑非洲都是靠这种口述方式把远古迄今的年代志传下来的，因此这种传奇性的史官人物把非洲历史逐一不漏地说上三天也不会有所重复。

　　一看到我震惊的神色，这些冈比亚人又向我说明每个人的历史都可追溯到远古没有文字的时代，当时人类的记忆、嘴巴和耳朵是唯一能储存和转播资讯消息的工具。他们说我们这些西方世界的人已习惯于“印刷的历史”，因此几乎没人能够体会人类的记忆力可被训练至如何登峰造极的地步。

　　因为我的祖先说了他的名字是“金塔”——他们说正确应为“金特”——而且金特家族在冈比亚是既古老又有名；因此，他们承诺要尽最大的力量来找出一位能够帮我溯本追源的史官。

　　回到美国后，我开始大量地阅读有关非洲历史的书籍，狼吞虎咽地不放过任何一本。此时我才知道我对这片地球上第二大洲的了解和关注竟是如此的贫乏和扭曲。至今仍令我相当难为情的是直到当时我对非洲的观念仍停留在“人猿泰山”似的电影里，而且孤陋的浅闻也是由偶尔翻阅《国家地理杂志》的片段中推知的。现在，在整天不断地啃食非洲历史后，我夜晚都坐在床沿详究着非洲地图，记下每个国家的相关位置和当时奴隶船航行的河流。

　　数星期后，冈比亚来了一封挂号信；信上提议说可能的话请我再回去一趟。可是当时已经济桔据的我在长久没动笔写文章之下已显得捉襟见肘了。

　　有次，在《读者文摘》举办的露天茶会上，总裁之一的德威特·华莱士女士告诉我她相当欣赏我所写的《最难忘的人》——有关一位体粗力大的船上老厨师，他在美国海防队里曾是我的上司。在离去之前，她主动向我提及若有任何需要她帮忙的地方直说无妨。现在我提笔写了一封很难为情的信给她，简扼地说明我现在的计划和处境。于是她召集了一些编辑与我约谈，看看他们觉得如何，并邀我共进午餐，进餐时我几乎不间歇地说了三个小时。过后不久，《读者文摘》来了一封信告诉我说他们每个月愿意资助我三百元，外加——我最急切需要的——“必要的旅行花费”。

　　我再度去探望堪萨斯市的乔姿亚表姨婆——冥冥中的第六感催促我如此做，而我竟发现她身染重病。但一听到我已得到资料并将继续探寻时，她相当激动。她祝我一路平安后，我就飞往非洲。

　　先前与我交谈过的那些非洲人告诉我，他们已替我找到一位相当专精金特家族历史的史官。他们说他叫“凯巴·康伊·冯方纳”。我几乎等不及地问：“他人在哪里？”他们很奇怪地望着我说：“就在他的村子里啊！”

　　我发现假如我想见这位史官的话，我得准备一样我从没想过自己必须要做的事——组织一团小型乐队！我整整跟非洲人那种唠叨的洽商习惯周旋三天才租到一辆汽艇准备往上游走，然后租辆卡车和吉普车来载运所有的装备，最后再雇用十四个人——包括三名翻译和四名乐师。他们说在那种穷乡僻壤地区的史官没有音乐伴奏是不会说的。

　　当汽艇在“肯必·波隆河”上振动航行时，我觉得自己像个异乡人。最后，我们来到了一处被英法两国用来作为奴隶转运站至少两世纪的碉堡“詹姆斯岛”。在请他们靠一会儿岸后，我在那仍由阴森的大炮所守护的断垣残壁下踱步，内心刻画着当时黑奴们在此地面临离乡背井，永不能回来且哭诉无门的绝境，也试想自己被上枷鞭打的情景。我想找些有着古时锁链遗痕的残留物，可是最后只带走一只木杵和一块砖头。数分钟后，我们又回到了汽艇上。我一直注视着这条我祖先把它的名字带过大西洋到弗吉尼亚斯波特瑟尔维尼亚郡传给他女儿的河流。后来，我们抵达了一个叫做奥尔布达的村落。我们上了岸，徒步走往我们的目的地——那位史官所住的嘉福村。

　　来到西非此偏僻地区的第一天，我有股从未有过的激动，到达了所谓的“颠峰体验”。当我们看到嘉福村时，在外边玩耍的小孩子立刻发出警讯，于是大人们纷纷地从茅屋里跑出来。那是个大约只有七十来人的村落，就像大部份穷乡僻壤的村落一样，它还保留了两百年前的模样：圆环状的泥墙和圆锥形的茅顶。在聚集的人群当中有位穿着一袭磨白了的长袍，鹫形的黑脸上戴着一顶无沿帽，甚有“大人物”气象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我们要千里迢迢赶来会面的人。

　　当那三名翻译过去和他打开话匣子时，其他七十多位村民则紧围在我身旁瞪着我，只要我稍微一动，就会碰到最靠近的人。此时一股澎湃汹涌的情绪在我的五脏六腑内翻搅着，一时不知所措的我正纳闷着那究竟为何。突然，顿悟就像一阵狂风般地袭击着我，在我一生中有许多次被群众包围的经验，但从没有像这样被宛如黑炭的人群困住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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