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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过了几天,方寿节博士跟业主们提了这件事,他们同意在春园的T·潘先生家中跟我会面。谈话开始时双方表示愿意寻求合理解决,但是我想双方对于“合理”一词各有自己的解释。接着我们就讨论我们控诉的各点,我一一加以列举。业主们尽力为他们自己的行动辩解,我也替州议会的行动辩护。当时我们的距离很远,双方的意见相距十万八千里,简直没有达成协议的希望,但是最后决定要我把我们控诉的项目用书面一一列出交给他们,他们答应加以考虑。不久以后我就照办了。但是他们把我们的控诉交给他们的律师费迪南德·约翰·鲍黎,他在他们跟邻州马里兰的业主鲍得摩尔勋爵的大诉讼案中替他们办理过法律事务,这件大诉讼案已经继续了七十年之久。业主们与州议会争执中的所有文件和咨文都是鲍黎执笔的。他生性傲慢,脾气暴躁,由于过去在州议会的覆文中我有时对他的文件抨击稍严,因为这些文件事实上是说理浅薄,措辞蛮横,所以他与我结下了不解之仇,每次我们见面,他总是露出这种仇恨,业主们提出要我和他单独讨论控诉的各项事务,我拒绝了,除了业主们自己以外我不愿跟任何人谈判。以后,根据鲍黎的建议,他们把我们的控诉交给检察长和副检察长,要求他们提出意见和处理办法,在他们手里这件案子足足搁了一整年只差八天。在这期间我屡次向业主们要求答复,但是他们的回答总是他们还没有接到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的意见。但是当他们接到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的意见时,究竟内容是什么,我从来未曾知道,因为他们不告诉我。但是他们写了一篇冗长的咨文(由鲍黎起稿和签署的)寄给州议会,讲到我的控诉书,说我粗鲁无礼,措辞不当,同时也替他们自己的行动作了些浅薄的辩解,最后表示如果州议会派遣一个公正坦率的人来跟他们谈判,他们愿意和解。他们用这种方式暗示我不是这样的人。

  所谓措辞不当或是粗鲁无礼可能是指我写给他们的文件中我没有写上他们僭取的尊称“宾夕法尼亚州真正的绝对的业主”,我之所以没有写上是因为我认为在这个文件中没有这个必要,这个文件的目的只是在于把我口头所讲的用文字确定下来。

  但是在这耽搁期间,州议会已经怂恿田纳州长通过一个议案,业主们的财产要像人民的财产一样纳税,这是争执中的焦点,州议会也不答复业主们的咨文了。

  但是当这个议案送到英国来的时候,业主们根据鲍黎的建议,决定反对由国王加以批准。于是他们在枢密院里向国王请愿,接着枢密院就定期审案,业主们雇用了两个律师反对这个议案,我也雇用两个律师拥护这个议案。他们供述这个议案的目的是在使业主的财产负担过重的捐税,以便减轻人民的负担。如果这个法律继续有效,由于人民对业主有反感,业主们在捐税负担方面就只好由人民任意摆布,他们必然会破产。我们说这个议案并没有这样的企图,结果也绝不会如此,我们说估税员都是诚实和谨慎的人,他们立誓要公平合理地估税,如果增加了业主们的税额,他们每人从减轻自己捐税中所能期望得到的利益是非常渺小的,他们绝不至于因此毁誓背约。根据我的记忆,这是双方陈词的要旨,此外我们强调指出这一法律废除后的危险后果,因为我们已经发行了十万镑金额的纸币,供给英王使用,用于英王军务,现在纸币已经在民间流通,法律一旦废除,在人民手中的纸币就成了废纸了,许多人会因此而破产,将来要发行补助金就完全没有把握了。我们强调指出业主们损人利己的质量,仅仅因为他们无中生有地害怕他们的财产会负担过重的捐税,他们就教唆他人造成这样巨大的灾难。讲到这里,枢密院的一位大臣曼斯菲尔德勋爵站了起来,向我招招手,当律师们正在进行辩论时,把我拉到秘书室里,问我是否真正相信在执行这法律时业主的财产不致受到歧视。我说当然。他说:“那么你不会反对立约担保这一点吧?”我说:“并不反对。”接着他把鲍黎叫了进来,经过一些讨论以后,双方接受了曼斯菲尔德勋爵的建议。枢密院的秘书就起草了这样一个文件,我和查理先生在上面签了字,查理先生是宾州的代理人,处理日常事务的,然后曼斯菲尔德勋爵回到了枢密院会议室,最后这条法律就批准了。但是枢密院建议作某些修正,我们也保证把这些修正放在附随法里,但是州议会认为无此必要,因为在枢密院的命令到达之前,这个法律的第一年捐税已经征收了。州议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检查估税员的工作,他们委任了几个业主们的密友作为委员。经过了详细的调查以后,他们全体一致地签署了一个报告,证明估税工作是完全公平无私的。

  州议会认为我所订立的契约的第一部分是对于宾州的一个重大贡献,因为它巩固了分布在全国各处的纸币的信用。当我回来时他们正式向我表示感谢。但是业主们恨极了田纳州长,因为他批准了这一议案,他们撤销了他的职务,威胁着要控告他违背他立约遵守的指示。但是他是奉将军之命而行的,并且是为了英王的军务,同时他在英国宫廷里也认识一些有权势的人,所以他不把这些威胁放在眼里,这些威胁也从来没有实现。

  (本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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