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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我们回到费城没多久,新的铅字就从伦敦运到了。在此之前,我们同凯谋结清了账,经过他的同意,离开了他的印刷铺。我们在市场附近找到了一所出租的房屋,把它租了下来,房租为一年二十四镑。后来我得知此房曾经要过每年七十镑的租金。但为了进一步减少租金,我们便招了玻璃匠戈弗雷一家人合住,他们负担了房租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同时我们把伙食包给他们。我们刚一开张,才整理好印刷机,我的一个朋友乔治·豪斯就带了一个乡下人到这里来了。他在街上遇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寻找印刷铺。这时我们的资金都已经花在置办的各式各样的物品上了,这个乡下人所付的五先令,成为我们的第一笔收入,而且来得这样合时,它带给我的快乐胜过我以后所赚的任何一个五先令银币。我由此而对豪斯产生的感激之情,促使我乐于帮助那些刚刚开始创业的年轻人。

  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些悲观主义者,他们总是预言一些可怕的凶兆,一直在预报国家即将毁灭。那时候费城也有个这样的人,他的名字叫塞缪尔·米克尔,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可谓德高望重,从外表上看好像充满智慧,讲起话来态度很严肃。这位先生我并不认识,有一天他跑到我门口来,问我是否就是那个新近开设一家新印刷铺的年轻人。我回答是,他说他很为我惋惜,开一家印刷铺很费钱,但是这笔费用是注定要亏蚀掉的,因为费城正处于萧条败落之中,城里有一半的人处于破产或者即将破产状态。尽管表面上有相反的现象,新建筑的落成、房屋租金的上升,这些都是虚妄的幻象。事实上,这些因素和其他的事件一起会使我们走向毁灭。接着,他详细地叙述了当时已发生的和即将降临的灾祸。他这样的一番宣告使我的情绪有些低落。要是我在开业之前就已经认识他,我很可能不会再开印刷铺了。可是时间过去了,这位老人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以同样的口吻在对人们进行宣讲。他有许多年拒绝购买一所房子,因为所有的一切都要毁灭。可是,后来我高兴地看到他也买了房子,而且房价比他开始预测凶兆的时候高出五倍。

  ***

  我早该提到一件事情。前一年的秋天,我把大多数富有才干的朋友召集起来组成了一个俱乐部。目的是相互切磋,提高学识,取名为“讲读社”。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聚会。我起草制订了俱乐部章程,每个成员必须提出有关道德、政治或者自然哲学的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而且每三个月要就此内容写一篇论文,在会上当众朗读。我们的辩论将在会长的主持下展开,而且应该基于诚恳的探求真理的精神,而不是以爱好争辩或是求胜的态度来进行。为了防止情绪过于激烈,禁止一切表示独断意见的用语,也不允许任何直截了当的反驳,违者处以少量罚款。

  俱乐部的首批会员是:

  约瑟夫·布莱恩特纳尔,公证事务所的誊写员,一个中年人。他性情随和温厚,待人友好热忱。爱好写诗,尤其喜欢当众朗读诗歌,他自己偶尔也写几首,有相当的水平。说起话来有条不紊,而且还善于制作一些小玩意儿。

  托马斯·戈弗雷,一位颇有成绩的数学爱好者,在专业方面非常优秀。后来,他发明了现在称为哈德利象限仪的仪器。但是他的知识面很窄,对专业领域之外的事物所知甚少。而且这个人不怎么讨人喜欢。像我所遇到的大多数数学家一样,他要求每一句话对事物的表述都绝对正确,而且偏好在一些琐碎细小的事物上面漫无止境地探究,常常扰乱了正常的讨论。他不久就离开了我们。

  尼古拉斯·斯卡尔,土地测量员,后来成为测量局局长。他的兴趣是读书,不过也能写几首诗。

  威廉·帕森斯,喜爱读书,数学知识极为丰富,他开始研究星相学,为此才学习数学的,后来却对星相学大加嘲笑。他起初是个鞋匠,最后却成了测量主管。

  威廉·曼格理奇,一个细木匠,同时又是技艺高超的机械工。他做事脚踏实地,为人明事达理。

  休·梅雷迪思、史蒂芬·波茨和乔治·韦布,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

  罗伯特·格雷斯,一位颇有家产的青年绅士,为人慷慨大方,讲话幽默风趣,而且特别喜欢讲双关语。他对朋友总是充满爱心。

  威廉·柯乐曼,一个商店店员,年龄和我相仿。他可以说是我一生的朋友之中最为精明干练,同时又是心肠最热、品行最端正的人。他后来成为我们州的一名法官,一个极负声誉的商人。

  我们之间的友谊维持了整整一生,先后长达四十多年时间。这个社团也持续了那么多年,成为当时宾夕法尼亚最有声誉的哲学和政治学学派。

  我们总是先将论文在聚会时宣读一遍,到下一个星期大家就此论文进行讨论,这样做能够使参与讨论的人注意到不同的意见,使得我们在阐述自己的见解时能讲得确切中肯。我们也注意在讨论中培养良好的谈话习惯。因此我在会章中拟定了许多防止发生冲突的办法,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社团才能够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关于这个社团的一些情况,我将在后面再提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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