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联邦调查局·女特工(41)

四一

　　第十二章

　　在洛杉矶，一眼可以看到百方英里以上的高空，就好像已回到了家里坐在扶手椅上一样，可以感觉到空气的滑润。那架扶手椅已是三十年代留下来的古董；铺着厚实的绿缎子，流苏垂到地上，这全都是从水晶城漂洋过海运过来的。

　　那位俄籍的出租汽车司机告诉我，“他们预报说一场风暴来袭，”这一定是某些英格兰人愚蠢的误报，因为在这个季节里不可能这么迟还会下雨，尤其是在一个如此晴朗的夜晚。我们沿着林肯大街行驶，所有的车窗全开着。现在午夜时分，我原应该躺着做个好梦的，但是我的心智已在准备要应付新的一天的开始，需要编制一个紧要工作的纵览表，从打电话给信用卡公司，到与“野嘴”进行核对。

　　出租车停在“大洋了望住宅区”的主入口，我从夜间守卫那里借了二十块钱给车费。守卫多米尼哥在这里呆的时间和我一样长。带着过夜的用具，蓝色公文包挎在那一侧好肩膀上，我踏过熟悉的小路朝“塔希提花园”走去。

　　程序总是相同：我乐意回到家里，但是立即需要新鲜空气。我打开了玻璃门以迎接潮湿的微风，众多的航船安详地停泊在白色的聚光灯的强光下的景象令人心境平稳。

　　仅仅经过这样短暂的一次离别，我的卧室看上去已显得陌生，就像是一家被几件惯常的家具拘束地充塞着的旅馆，我只是一个新来的占用者。除了怀特·莱龙香水的香痕和铺在双人床上的古式手工制被子之外，任何东西都没有特色．无法辨明。

　　如果这里着火了，只允许我救出一样东西的话，那一定是那床被子，它属于我的曾外祖母，外公的母亲，格雷丝，她1890年出生在堪萨斯，开了一辆“雏形T”跋涉千山万水来到加利福尼亚。被子图案是由细小的六角形白色小花印制成，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白色绵线的经纬。这种布料同样可以做成女人的家居服饰或者挂在农场小屋的厨房里的，被微暗的煤油灯光照亮的门帘。

　　我脱下我的衣服，上面还有一股飞机舱内的气味，赤裸地躺在这被子上，想象着女人们制作它的过程，想象她们的手指抚摩过的每一条线，生满老茧的手指，瘦瘠坚硬的手指，它们把昏黄的灯光也都织进去了。她们在一起制作多久，她们就能用双手把属于女人的那份相互间的联系保持多久。“我的联系又在哪里？”

　　我渴了，想喝新鲜的桔子汁。我已经回到了洛杉矶，回到了这个被监督的环境里，也许在那边天花板的阴影里就藏着一架摄相机，正俯看着我躺在床上呢。“我应该给外公打电话。”窗外，风轻轻吹动了挂在阳台上的铜吊铃，发出的铃声就像是从远处的小船上敲响了警铃。摄相机移得更近了。它是我的瞳孔螺旋上升的终点。

　　“为什么我的某个部分总是觉得害怕？”

　　我漂浮在六角形小花的花心里。是波士顿时间还是加利福尼亚时间？这是我的空虚的身体还是克莱诺·依贝哈特饥渴的身体还是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烧成了灰？

　　那些关于她的生命是神秘的，被水浸褪了色的快照从来没远离过的意识：兄弟们郑重地排成半个圈，老妇人康斯坦萨抱着一个孩子，那只鹦鹉。在一座没有墙的房子里长大该是什么样？干季的灰土和温季的雨——生活在这幢房子里，它完全把自己向上天敞开，这该是什么样呢？

　　设想一下，也许我可以到萨尔瓦多旅行一趟，去寻找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旧居？当我走过那片土地时，也许堂兄弟们正在用他们的手指剥落干瘪的玉米粒，而堂姐妹们则正把它们倒进“磨力诺”里碾碎，把玉米糊打在又圆又扁的模子里，放在石头上烤；我最终也走到康斯坦萨面前，叫出她的名字，她会把眼睛从炊烟中抬起来，惊慌地看着我这个古怪的外国亲戚……或许，她还是继续做她的玉米饼，对看到我根本不感到惊奇，或许，对那个自从她女儿动身前往美国她就害怕听到的消息也丝毫没有惊奇？

　　雨点敲在窗户上的声音把我弄醒了，我在床上转了个身，用手摸到电视遥控器，我的肩感觉好点儿了，但是背的下部还有点僵硬和痛疼。第九频道的电视信号逐渐出现在屏幕上，一股强烈的太平洋寒潮的前锋挟带的冻雨和冰雹已经席卷了整个美国西海岸。圣弗兰西斯科的温度只有三十华氏度，整夜有雹暴。明天还会有两尺厚的降雪，更多的风暴系统将像飞机在LAX一样在沿海一带登陆。当我听到在帕尔姆·斯普润会有突发的洪水时，我抓起了电话敲下两个数字，这是我特地留给外公的存储号码。

　　“外公？你在做什么？是不是呆在干燥的地方？”

　　“我刚在医院里呆了一个晚上。”

　　“发生了什么事了？”

　　我的外祖父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住医院的经历。他一定是被他那些老式的双面刮胡刀割破了手指，他总把它们配着他的薄荷醇刮胡泡沫一块用。

　　“在打第十一个洞时我觉得肚子痛。他们惊慌失措，还叫来一辆救护车。”

　　“耶稣基督，外公。”

　　“那只是十足的浪费时间，他们让我过了一夜，没能发现任何问题。”

　　“那一定是我给你打电话的那个晚上。”我感到一阵歉意，继续说道，“我到外地去搞一个调查，家里一直没有人接电话，我觉得很害怕，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但是他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头：“那么在清晨四点钟又有什么事情这么重要？”

　　“我很孤独。”我用大笑挫退了他的语锋，但是他没有回答，我感觉我必须打被这个沉默：“我喝酒了。”

　　又是一个停顿，然后他说：“你是个笨蛋。”

　　“谢谢，外公。”

　　他的底气很足，我反而显得萎缩和虚弱。

　　“你有酒瘾了？”

　　“没有，我没有酒瘾。”

　　“那么不要做笨蛋，尤其是在工作上。”

　　他固有的好战性激起了我的一阵恼怒：“根本没有人把我看成是笨蛋。他们交给我一件案子，牵涉简娜·玛森。”

　　“什么样的案子？”

　　“她指控一个医生用他从墨西哥搞到的止痛药使她上了瘾。”

　　“你见过简娜·玛森了？”

　　“和她详细地交谈过。”

　　“她是什么样的人？”

　　“你梦中的那种女人，外公。”

　　“我们能够相处融洽。”

　　他们也许会的。“这是一件显赫的案子。是局长直接指派给我们的。这也是我去波士顿的原因。”

　　“你得全力以赴。”

　　“你觉得我该怎么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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