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杜拉斯(8)

八

　　她写了。她叫我过去，说：“我给您口述点东西，我们看看怎么办好。”

　　于是，她停不下来了，她不会放弃，什么也不放弃。不放弃生命，不放弃爱情，不放弃我。“不，扬，留下来吧，您能到哪里去？”她又能到哪里去？我们只能呆在那儿，坐在桌边，听文字前来，来到声音中，来到纸上。她被自己写的东西惊呆了：“这是我写的吗？”“是您写的，”我说，“是您写的。”“对，这可是真的。太美了！”

　　我们坐在桌子的两边，不管是在巴黎、特鲁维尔还是在诺弗勒堡；不管是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什么东西都不会存在，除了显现在纸上的文字。

　　然后，就像离开细细端详的那张脸一样突然，必须停止了。文字不见了，她停止了写作。她认为也许没必要写作了，认为自己做不到了，认为自己不会写作了，认为自己不会再写了。她什么都忘了。她沉默着，我什么都没说。我知道应该去开车了，我知道她得离开书桌，离开房间，离开她不想再写的东西。她糊涂了，她再也不想弄明白了，因为她太明白了，她看得太清楚了，以至于痛不欲生。不仅仅是痛苦，也许其中还有些事实，这些事实，她不能一下子说出来，不。她需要的是故事，也需要爱情的故事、残忍的凶杀故事、平庸的故事。必须写故事，否则就要自杀，就要死。

　　“走！我们去市场买点韭葱，我想喝汤。”

　　接着，她又说：“怎样才能写出‘不朽’这个词？怎样才能不写这个词？我没办法。您也同意我的看法。必须找找别的东西。”

　　这就是她所做的事。我们去市场，去买土豆、韭葱，四个就够了。她完全忘了一切，文字正在形成，所有的字正在组合。她在想晚上的汤。她看着标着价格的牌子，说：“东西真贵，让人难以置信。”她看着品名、价格，说这些东西她全想买。“拿三包咖啡，家里老是没有咖啡。”她忘了，她想享受生活了。

　　然后，她又回到书桌边，继续写。词句回来了，中间词跳开了，涌来的是别的词，并非要取而代之，不，不是为了占位，不，而是想说别的东西，想靠边站。从那个空荡荡的地方站到事实当中。什么事实？不知道。文中没说，也不会说。她从来不会让自己大讲真理，不，决不会。她写作。不做别的。她知道必须找一些别的词，重新创造一些十分古老的词。她说：“我们差不多都不会写东西了。我们能写出比《圣经》第一卷，比《创世纪》更好的东西吗？不，我不相信。那种简单的叙述法，一句顶一万句。”

　　还有第一个白天和第一天晚上。

　　“我希望已经写下来，那会使我很高兴的。怎样才能做到敢写呢？然而，我写了。您看吧！”

　　您写了。字写出来时，故事写出来时，我每次都很兴奋。我知道您不会再遇到什么麻烦，您不会死的。死神最早也要等到书写完以后才能来。您会把书写完的。您不会放弃的，既不会放弃书，也不会放弃我和您自己，不会放弃去市场买东西。

　　您正在口述那一幕，缺乏照片见证的那一幕：横渡湄公河，与那个将从漂亮的小卧车里出来的男人相遇，那个北方的中国人，您的第一个情人。我们在诺弗勒城堡，坐在那张大桌子边上，面对着花园。我等待着词汇，我用那台我很喜欢的打字机打着。那是一台黑色的打字机，很高。您对我说，那是战争时代的产品。我们写到了那个年轻女孩，戴着男帽，脚上穿着妓女常穿的那种嵌着箔片闪闪发光的鞋子。那就是您。您倚着舷墙，再过几秒钟他就要递烟给您了。而您呢，您说：“不，我不抽烟。”您看见了中国人手指上的戒指，戒指上的钻石，金钱，爱情和将来的故事。您母亲将感到很高兴，高兴而非痛苦。而您将写出这个风靡全球的故事，一个可怜的故事，一个毫无意义的故事。它总是那么崇高，总是写不完，六十年后还在写，不倦地写。而我呢，我在您身边，把您说的话用打字机打下来。我试图跟上您，不打错。有时，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比如说，您讲起您的小哥哥保尔，讲起那段爱，讲起小哥哥的死。保尔永远活着，完整无损。您讲不下去了，您的声音哽咽了，您哭了。我无法相信这一事实。我停止了打字，等待着。会过去的。后来，事情过去了。您接着说，顺着故事的线索往下说。埃莱娜·拉戈奈尔出现了。拉戈奈尔，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您说：“我也是，我喜欢这个名字。您会喜欢埃莱娜的。她曾发疯似的爱上了我。为了我，她会放弃一切。她喜欢我。”

　　您我发疯似的爱上了这个故事。我们寻思，如果那个小女孩救家庭于苦难之中，如果那个中国人娶了年轻女孩，结果会怎么样。不，不可能的，那个中国人不会娶她，事先就知道了的。那辆黑色的“蓝旗亚”轿车开进了官邸的花园。我们越来越喜欢安娜-玛丽·斯特莱特，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那些文字我们都背得出来，我们熟知那个故事。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当您向我口述着那个故事时，我们才发现那个故事。我们发出惊叹。我们说，是这样，接着写下去。我们都差点要鼓掌了，好像在剧场里那样。接着，当您说到“保尔”这个名字时，您的眼泪又哗哗地流下来。您说：“这个孩子的死，我的小哥哥，我的爱人的死，我受不了。一点都受不了。永远受不了。死亡。那种爱，我受不了。”

　　书每天都在写。书写成了。这本书就是《情人》，1984年由子夜出版社出版，得了龚古尔文学奖，在全世界取得了成功。用您的话来说是在“全球”取得了成功。小女孩的故事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受到了欢迎。全世界都喜欢这个故事。人们情不自禁。谁都不能不喜欢。

　　然而，1984年春您在诺弗勒城堡向我口述那本书时的声音消失了。那种声音，那声音中的激情，那些文字是怎么出来的？从何而来？为什么来得这么自如？为什么跟我讲述那个故事，那个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的故事？您问我：“您喜欢吗？我敢肯定您喜欢。您也喜欢那汽车。说吧！说您喜欢！”

　　我什么都没有说，我在打字书机前等待。我知道会继续下去，您会重新顺着故事的线索讲下去。我不想开小差，怕错过了第一个字，怕跟不上您口述的速度，怕不得不让您重复某个词，结果使您忘了下文。后面究竟是什么句子您还不知道，但快要讲出来了，快要打在我面前的纸上了。我不想错过。有时，节奏加快了，您说得更快了，我也打得越来越快，打错了一些字。“书写没关系，我以后会改的。”我们就这样一直把书写完。天天如此。直至故事结束。但故事并没有结束，几年以后，又出现了一本书，写的是同一个故事：您，情人和我。那本《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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