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人说梦(2)_北回归线

痴人说梦(2)

　　从艺术形式上看，米勒的“回归线小说”同斯泰因的《商第传》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样，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形式——用挪揄、夸张的笔触即兴描写自己的一段时间内的全部经历，不论是美还是丑，同时掺进一段段怪诞、冷峻、出人意料的议论。《北回归线》没有连贯的或贯彻始终的情节，也不标明章节（分为十五部分），作者想到哪里便写到哪里，对他的素材从不作任何选择和梳理，如书一开始提到作者住在波勒兹别墅，作者的朋友鲍里斯发现自己身上生了虱子，作者便：“剃光了他的腋毛”。接着作者评论道：“住在这么漂亮的地方怎么居然还会生虱子？不过没关系。我俩，我和鲍里斯也许永远不会彼此这样了解，若不是靠那些虱子。”此后他又根据鲍里斯对天气的预测联想到“时光之癌症正在吞噬我们”，点明书名的另一层含义。一事一议、触景生情，这是米勒在《北回归线》及其它几部作品中的习惯写法，有时兴之所至的大段议论反倒比漫不经心、娓娓道来的一则则轶闻趣事占去更多篇幅。作者的想象力异常丰富，往往由一件日常小事引出许多跳跃式的、不符合逻辑的、匪夷所思的联想，发出令人莫名其妙、甚至目瞪口呆的感慨。

　　“沿着香榭里舍大街走着，我不断想到自己真正极佳的健康状况。老实说，我说的‘健康’是指乐观，不可救药的乐观！我的一只脚仍滞留在十九世纪，跟多数美国人一样，我也有点儿迟钝。卡尔却觉得这种乐观情绪令人厌恶，他说，‘我只要说起要吃饭，你便马上容光焕发了！’这是实话，只要想到一顿饭——另一顿饭，我就会活跃起来。一顿饭！那意味着吃下去可以踏踏实实继续干几个钟头，或许还能叫我勃起一回呢。我并不否认我健康，结结实实，牲口般的健康。在我与未来之间形成障碍的唯一东西就是一餐饭，另一餐饭。”

　　米勒想到自己“极佳的健康状况”，又将它等同于乐观。十九世纪是西方社会蒸蒸日上、西方文明锐不可挡的时代，因此人们洋溢着乐观情绪。“一只脚仍滞留在十九世纪”即暗示他同前人一样乐观。接着米勒又想到卡尔的话，随即将“乐观”与“一顿饭”，一顿几乎是万能的饭等量齐观。

　　米勒的无逻辑性或非理性还表现在他喜欢把彼此间毫无联系的事物杂乱无章地任意罗列在一起。这类罗列在其作品中俯拾皆是。

　　“塔尼亚也是一个狂热的人，她喜欢小便的声音，自由大街的咖啡馆、早日广尝从蒙帕纳斯林荫大道上买来的颜色鲜艳的领带、昏昏暗暗的浴室、波尔图葡萄酒、阿卜杜拉香烟、感人的慢节奏奏鸣曲、扩音机、同朋友聚在一起谈论的一些趣闻轶事。”

　　米勒的另一文体特点是连篇累犊、不厌其烦地写幻觉和梦幻，于是现实与幻觉，现实与梦境、现实与虚构往往不留痕迹地结为浑然一体，使读者产生非理性的直观感、直觉感。

　　看到几个裸体女人在未铺地毯的地板上翻滚，米勒由她们“光滑、结实的”光屁股联想到“台球”、“麻疯病人的脑袋”以后，“突然我看到眼前一个鲜艳、光亮的台球上出现了一道黑洞洞毛茸茸的缝……瞧一眼这个黑洞洞的、未缝合的伤口，我的脑袋上便裂开一道深深的缝：所有以前费力或心不在焉地分门别类、贴标签、引证、归档、密封并且打上印戳的印象和记忆乱纷纷一拥而出，就像一群蚂蚁从人行道的一个蚁穴中涌出。这时地球停转了，时间停滞了……我听到一阵放荡的歇斯底里的大笑……这笑声使那个台球鲜艳、光滑的表面起了皱褶……”无情节导引的漫谈，介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梦吃、幻觉，无拘无束、甚至有时是病态或疯狂的自由联想及语词的任意排列组合……这类“痴人说梦”式的文字游戏令读者不禁怀疑此书能否纳入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范畴。诺思罗普·弗赖伊将虚构散文作品（fictlon）分为四种类型：小说（novel）、自白（confession）、剖析（anatomy）和传奇故事（romance），同时也不排斥这四类因素并存于一本书中的情形。依照弗赖伊的分类，《北回归线》当然不是“小说”，更不是“传奇故事”，倒像是“自白”与“剖析”的结合。它所叙述的并非处于常规因果关系中的人物活动，而是混沌般乱哄哄的背景下一群不受寻常社会规范制约的叛逆者有悸常理的破坏性言论和行动。

　　换言之，本书属于认真、严肃探讨人生重大问题的“实验小说”（experimentalnovel）。这类小说的远祖可追溯至塞万提斯、拉伯雷，甚至希腊、罗马史诗。例如，施威荣先生就曾指明《北回归线》中的“拉伯雷笔法”。通览全书，实验小说常用的多种技法均可在其中找到，如从本文引述的几个片断中读者便可发现或归纳出“离题”（digression）、“罗列”（catalogue）、“叙事方式转换”（shlft of modes）、“过度描述”（extravagancy）、“亵读神圣”（profflnatlon），“神圣化”（sanctification）等。

　　《北回归线》中梦呓式笔触可归于某种“自动写作”（automatic writing）。“自动写作”原指“在不受意识控制的状态下写作”，由于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它实际上只是指在人工的或人为的催眠状态中或药物（兴奋剂、幻觉剂等）作用下写作。在认识论根源上，“自动写作”似与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1859—1941）的直觉主义哲学有牵连。柏格森认为只有本能或直觉方可认识真理或真实，才能创造和欣赏美，在文学渊源上，“自动写作”是包括亨利·米勒在内的超现实主义文学家、艺术家的法宝之一。

　　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弗洛依德关于人的意识层次的划分、作为文学流派的像征主义的兴起都对超现实主义理论的建立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一般认为法国像征派诗人兰波、马拉梅等人是超现实主义的先驱。1917年，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在其滑稽剧《蒂蕾齐娅的乳房》前言中首次用了这个词。1924年，法国青年诗人安德列·勃勒东（1896—196）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为其下定义：“一种纯粹的心理无意识化……这是一种不受理智的任何控制、排除一切美学的或道德的利害考虑的思想的自动记录。”这一文件标志着超现实主义的诞生，它寻求的是超越或处于现实之内、被掩盖的现实，通常通过摈弃意识、理性、美学或道德对人的束缚，表达其潜意识中的思想感情而实现。天生性格叛逆、具有无政府主义政治倾向和虚无主义人生观、身居超现实主义故乡法国巴黎的青年米勒自然成为美国作家中的首批超现实主义者之一。米勒在《北回归线》中身体力行地体验了勃勒东等人的理论，几乎表现出超现实主义的所有特征：催眠中的“自动写作”，梦境与幻觉的解析、入睡前似醒非醒状态下思维活动的再现、“旋转下降”（勃勒东语）至不为人知的诡秘心灵深处去探究与日常行为大相径庭的古怪言谈举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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