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回归线(21)_亨利·米勒

二一

　　傍晚我走近克利希广场时从那个装着一条假腿的小婊子面前经过，她日复一日地站在戈蒙宫对面。看起来她还不到十八岁，可我想她已有固定的客人了。午夜过后她用黑假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身后是一条小胡同，里面像一座地狱一样灯火通明。如今我心情轻松地从她身边经过，不知怎么搞的她使我联想起一只拴在桩上的鹅，一只肝上患了病的鹅，这样世人才得以享用它的鹅肝馅饼。带着那条木腿去睡觉一定很古怪，人们会联想到各种各样的事儿——木刺啦等等。行啦，各人对自己的口味就行！

　　沿着圣母街往前走，我碰到佩克奥弗，另一个在报社工作的穷鬼。他抱怨说每夜只能睡三四个钟头觉，因为早上八点就得起来到一家牙医诊所去干活。他干这个活并不是为了钱，他解释道，这只是为了替自己买一副假牙。他说，“困得直打瞌睡时看清样可不容易，可我老婆还以为这差事像吃饭一样容易呢。

　　她说，我若丢了工作她们咋办？”可是佩克奥弗对这个工作根本不感兴趣，这个工作甚至不允许他花钱。他只好存起香烟蒂，把它再填进烟斗里抽。他的外套是用别针别在一起的。他有口臭，手上总出汗，可是一夜只睡三个钟头。他说，“不该这样对待一个人，还有我的那位老板，若是我丢了一个分号他便会把我骂得尿裤子。”说起他老婆，他又补充道，“我的那个女人，我告诉你，她一点儿都不知道感激我。”

　　分手时我设法从他那儿骗了一个半法郎，我想再榨出五十生丁，可是办不到。不过我弄到手的已足够喝一杯咖啡，吃一块月牙形蛋卷了，圣拉扎尔车站那儿有一家供应降价食品的酒吧。

　　碰巧，我在盥洗室里找到一张音乐会票，于是便像一只轻松愉快的鸟一样奔戈韦音乐厅去了。引座员脸色难看极了，因为我竟没有给他一点小费。每次从我身边经过时他都要征询似的看看我，希望我会突然想起这件事来。

　　我已很久没有同穿着考究的人物坐在一起了，心里不免有几分忐忑不安，直到现在还闻得到那股甲醛味。或许谢尔盖也往这儿送货，不过谢天谢地，这儿没有人搔痒。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儿……非常淡。音乐会尚未开始众人脸上便显出百无聊赖的神情，这音乐会真是一种礼貌的自我折磨。指挥短短的指挥棒敲响后大家紧张地全神贯注了一阵，随即便是寂静无声——一种单调沉闷的、被管弦乐队奏出的沉着、不间断的轻微乐声反衬出的寂静。我的头脑出乎意料地清醒，好像脑壳里镶了一千面镜子。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十分激动，音符像玻璃球在一百万股水流上跳跃。以前我从不曾饿着肚子去听音乐会，没有任何声响能逃过我的耳朵，甚至最细小的别针落地的声音也听得见。好像我没有穿衣服，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是一只窗子，所有的窗子都敞开着，光亮穿透了我的内赃。我可以感觉到这光线就蜡缩在我肋骨的穹窿下，我的肋骨垂在一个空空如也的肚子上，响声使它颤抖，我不知道这种情形持续了多久，我早已失去时间和地点的概念。仿佛过了很久很久以后出现了一阵半自觉的状态，与之相抵的是一种平静感。我感到身体内有一个大湖泊，一个发出彩虹色光辉的湖泊，冷峻得像果冻。这个湖泊上突然形成一个个巨大螺旋，一群群腿细长、羽毛漂亮的候鸟出现了，它们一群群地从清凉的静止湖面上腾空飞起，从我的锁骨下飞过，消逝在一片白茫茫的空间里。然后，缓慢地、异常缓慢地，这些窗子关上了，我的器官也回到原来位置上，犹如一位戴白帽子的老妇在我身体内漫游。突然，剧院里的灯全亮了，我发现白色包厢里的那个男人原来竟是一个头上顶着一个花盆的女人，起初我还以为这是一位土耳其军官呢。

　　一阵骚动，所有想咳嗽的人都尽情咳开了，传来脚在地板上蹭踏发出的声响、竖起椅子的声响、人们漫无目标地四处游逛发出的没完没了的嘈杂声，还有人们展开节目单时发出蹊卒声——他们装模作样地看看便又丢下了，把它乱塞在座位底下。最小的变故亦值得谢天谢地，因为它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们心自问自己在想什么。若是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曾想，他们准会发疯。在刺眼的灯光照射下他们呆呆地互相望着，而且他们逼视对方的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紧张感。一听到指挥又开始了，他们便回到原先的自我强迫状态中——他们不由自主地搔痒，或是猛地记起了一个摆着围巾或帽子的橱窗。他们仍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个橱窗里的所有细节，可是回忆不起这个橱窗到底在哪儿了，这使他们大伤脑筋，清醒而又不安。于是他们打起双倍的精神去听音乐，因为他们十分清醒，无论乐曲多么美妙也不能忘怀那个橱窗和挂在那儿的围巾或是帽子。

　　这种聚精会神的气氛感染了会场本身，连乐队似乎也受到激励，变得格外精力充沛。第二个节目像最好的压轴戏似的结束了——它结束得这么快，音乐嘎然而止，灯打开时有些人像胡萝卜一样戳在座位上，下巴抽搐着。假如你对着他们的耳朵大喊“勃拉姆斯、贝多芬、门捷列夫、黑塞哥维那”，他们会不假思索地回答——4，96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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