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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


  回到乌什一捷列克以后,为了使肿瘤不向任何部位转移,我还要用伊塞克湖的草报把它制住。用剧毒治病似乎包含着一种浩然正气,因为毒药不用佯装成无害的药物,它就那么直言不讳:“我是毒药!请您当。心!要么别用,要么您就冒险!”这样,我们就知道自己在迎接什么。

  要知道,我并不要求长命百岁!何必想得太远呢?……我的生活,时而一直在看守的监视下,时而一直在病痛的折磨下,现在我只想在两者都没有——既没有看守监视,也没有病痛折磨的情况下多少过一阵子,这是我的最高理想。我既不要列宁格勒,也不要里约热内卢,我只希望回到我们那偏僻的小地方,回到我们的乌什一捷列克。夏天快到了,我希望今年夏天能睡在星空下的行军床上,这样,夜里醒来就能根据天鹅星座和飞马星座的位移知道已是几点钟了。只希望这一个夏天能这样度过,能看到星星,而不是看到被探照灯照亮的夜空,而以后哪怕永远不再醒过来也行。对了,尼古拉·伊万内奇,我还想跟您一起(当然,也带上茹克和托比克),在炎热消退了的时候,沿着草原上的小路走到楚河那儿去,在水较深、没到膝盖的地方,坐到沙底上,让两腿顺流而放,就这样久久地坐在那里,动也不动,跟对岸的苍资竞赛。

  我们的楚河不流入任何湖海大川。这条河在沙漠中结束生命!一条河,不汇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和最好的动力就那么一路分送给萍水相逢的朋友们——这岂不是我们囚犯生活的写照!我们注定什么也干不成,注定只能背着恶名从这个世界悄然消失,但我们所有最好的东西,犹如我们还没有干涸的一片水面,我们所留下的全部纪念就是通过见面、交谈、帮助这类方式互相捧给对方的一掬水。

  流入沙漠的河卜…但就连我这最后的一段水面医生们也想剥夺。不知凭什么权利(他们从未想到过问问自己有没有权利),他们未经我同意就代替我决定采用一种可怕的疗法——激素疗法。这简直是一块烧红了的铁,只要用它去烫人一次,就会把人变成一辈子残废。而这种事情在医院的日常生活中竟是那么司空见惯!

  有一个问题,过去我早就思考过,而现在尤其如此:生命的最高价值究竟是多少?到底为它该付出多少代价,而付多少便不可以?照学校里所教的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对人只有一次。”这就是说,要不惜任何代价抓住生命……劳改营帮助我们之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出卖、陷害孤立无援的好人——这样的代价太高,我们的生命不值那么多。说到奉承、拍马、撒谎,营里的人有意见分歧,有人说这代价还可以忍受,也许是那么回事。

  可是,为了保全生命,要把赋予生命本身的色彩、香味、激动统统付出——这样的代价又如何呢?换来的只是包括消化、呼吸、肌肉与脑细胞活动的生命,仅此而已。成为一具活动的标本。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高?是不是一种嘲弄?要不要照付?在部队呆过7年和在劳改营呆过7年,这两个7年——童话里或圣经里所经常提到的期限——之后,再失去体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这代价是不是太残酷了?

  你们最近的来信(到得很快,只五天的时间)使我心中很不平静:怎么,我们区里还来了大地测量考察队?要是能站在经纬仪旁,这该多么令人高兴啊!哪怕只干上一年像样的工作也好!不过,他们会要我吗?要知道,这项工作肯定要越出监督范围的,而且,总的说来,这种事情都是绝对保密的,毫无例外,可我是个有污点的人。

  你们所赞赏的《滑铁卢桥》和《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看来,我已没有机会看了,在乌什一捷列克是不可能放映第二次的,而在这里要看电影,必须出院后在什么地方过夜才行,可我到哪儿去过夜呢?何况,我出院的时候还能不能爬得动呢?

  你们表示愿意寄点钱给我。谢谢。起先我想谢绝,因为我一生总是避免(确实避免了)欠债。但我想起,我死后还不至于没有任何东西留下:一件乌什一捷列克的羊皮袄——这毕竟是件东西!不是还有当毯子盖的两米黑呢料吗?而梅利尼丘科夫作为礼物送的那只鸭绒枕头呢?还有钉成一张床的那只木箱?两只铝锅呢?还有劳改营的那缸子?小勺?还有那只水桶呢?一截梭梭木!一把斧头!最后,还有一盏煤油灯!我没留下遗嘱,只是由于粗心。

  如此说来,如果你们能寄给我150卢布(不要多寄),我将十分感谢你们。你们要我找点灰锰氧、小苏打和桂皮,我一定照办。你们再想想并写信告诉我,还要些什么?要不要搞一只轻便的熨斗?我一定会带给你们,别不好意思开口。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根据您提供的气象资料来看,你们那里还有点儿冷,雪没化尽。可是这里春天的气息已相当浓了,这真有点不大像话,也有点不可理解了。

  提起气象,我倒想起了一件事。您如果见到英娜·施特廖姆,请转达我对她的由衷问候。请告诉她,我在这里经常想到她

  不过,不提也罢……

  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感觉在我。心里骚动,我到底要什么?我有什么权利希求呢?

  但是,我一想起使我们得到安慰的那句伟大的习惯用语——“过去岂不更坏/精神便顿时为之一振。别人那是别人,我们可不能耷拉脑袋!我们还是要挣扎一番的!

  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提到她两个晚上写了州封信。我在想:如今有谁还念念不忘远方的朋友,为他们献出一个又一个晚上的时间?因此,给你们写长信是愉快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你们会念这样的信,而且会一遍又一遍地念,还会逐句分析,逐一回答。

  祝你们永远那么幸福顺遂、美满如意,我的朋友!

  你们的奥列格

  1955年3月3日

  第二十三章 为什么不过得好点呢?

  3月5日这一天,外面阴沉晦暗,寒冷的细雨下个不停,但病房里却五光十色,变化异常:昨天晚上在同意开刀的单子上签了字的焦姆卡,要搬到楼下外科病房里去,这里又塞进来两个新的病号。

  第一个新病号正好占用焦姆卡的床位——在靠门口的那个角落里。这个人是个高个儿,但佝偻得厉害,脊背不直,容颜苍老。他的两只眼睛如此浮肿,下眼睑如此低垂,以致一般人呈椭圆形的眼窝在他竟变成了圆圈。而在这圆圈里,眼白显得病态泛红,而淡褐色的虹膜环也由于下眼睑的下垂而显得特别大。这老人似乎是怀着令人不愉快的专注神情,用这双又大又圆的眼睛在仔细打量所有的人。

  最近一个星期,焦姆卡的病情已变得使他不能忍受了:他的那条腿一刻不停地疼,仿佛抽筋折骨似地,他已不能睡觉,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强忍着不叫喊,以免惊动别人。他被折腾到这等地步,简直不再认为那条腿是他生命中的无价之宝,而成为可诅咒的负担,只想尽快摆脱它,以求轻松些。一个月以前被他视为生命之终结的截肢手术,现在被看作是得救之道了。

  焦姆卡虽然在同意手术签字之前已同病房里所有的病号都商量过了,但是今天他把包裹结扎好了跟大家告别的时候,还是有意识地让大家能够再安慰他几句,说几句使他宽心的话。于是,瓦季姆也只好再重复一下自己已经说过的话,什么焦姆卡能这样简便地解决问题,可说是够幸运的了;什么他瓦季姆要是能跟他对换一下,还求之不得呢。

  然而焦姆卡还是有保留意见:

  “那是用锯子在锯骨头。就那样锯来锯去,像锯圆木一样。据说,无论处在哪种麻醉状态都能听得见。”

  但瓦季姆不善于、也不喜欢多劝:

  “反正你不是头一个。别人经得住,你也受得了。”

  在这一方面,如同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瓦季姆是公正而又严于律己的:他不要求别人安慰自己,也受不了那种安慰。任何安慰本身都含有某种宽容的、信仰上帝似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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