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_癌症楼_虚阁网

二二

　　能骨不能抽出，不能锯掉——这是牢记在脑子里最根本的一条。只能用爱克斯光照射，而且必须一开始就照射量大——小了无济于事。西布加托夫果然好起来了！能骨巩固了。他的病虽已痊愈，但由于射线量大的原因，周围的组织都变得极度敏感，很容易形成新的恶性肿瘤。因此，他被桶撞倒以后，身上就突然出现营养性溃疡。如今，他的血液和组织都已不能接受爱克斯光照射，而新的肿瘤来势凶猛，又没有办法消灭它，只能加以抑制。

　　对医生来说，这时便会意识到无能为力，意识到治疗方法很不完善，而对心灵来说，产生的是一种惋惜，一种最普通的惋惜之情；这个忧郁的按超人西布加托夫，是那么温顺、有礼貌，从不忘记别人对他的好处，可是我们为他所能做到的却仅仅是延长他的苦痛。

　　今天早晨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曾专为这方面的事情把东佐娃叫去：为了加快床位的周转，凡是最终没有好转希望的疑难病人，一律让他们出院。对此，东佐娃也是同意的，因为楼下候诊前厅里经常有人坐在那里等候床位，甚至一等就是几昼夜，而各区肿瘤防治站也不断要求允许他们把病人转来。在原则上她表示同意，可这一原则最明显不过地适用于西布加托夫，而不是别人，要让西布加托夫马上就出院，她怎么也做不到。为了挽救这一块人的能骨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实在是太多了，现在怎么也不愿向一种简单的理性推论让步，甚至不忍放弃无效措施的简单重复，而是抱着最终失算的是死神而不是医生这种渺茫的希望。为了西布加托夫，东佐娃甚至改变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她深入钻研骨科病理学，仅仅出于拯救西布加托夫这一强烈愿望。也许，在候诊室里坐等的病人更需要治疗，可是要把西布加托夫打发走她是做不到的，她宁愿在院长面前千方百计地耍花招。

　　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还竭力主张不要让濒临死亡的病人待在医院里。应当尽可能让他们死在院外，这也能提高床位周转率，对留下的病人可以减少心理压力，统计数字也会显得好看一些，因为他们离开医院不是由于死亡，而只是由于“病情恶化”。

　　今天让阿佐夫金出院就属于这一类。他的病历，几个月来已经变成厚厚的一本了，那粘结起来的一页页粗糙的土黄色纸张还带着灰白色的木质纤维，经常挂住笔尖，上面写着许多紫色的和蓝色的数据与诊断意见。透过这本粘起来的病历，两个医生都看到这个疼得汗律选的城市少年缩成一团坐在床上的样子，但是，柔和的声音轻轻念出来的数字比法庭上雷霆万钧的判决还无情，谁也无法申诉。这里记载着2．6万个照射单位，其中包括最近一个疗程的5．2万个，合成雌酚50针；7次输血，可是白血球仍然只有34皿，红血漆……癌细胞的扩散有如坦克突破防线，已经波及胸腔纵隔，出现在肺叶上，锁骨上方也有了淋巴结，而机体已无法作出阻止它们的任何反应。

　　两位医生继续在翻阅病历，把积压下来的几份接着填写，而那位护士——爱克斯光技术员此时仍在给门诊病人做放射治疗。这会儿她把一个穿蓝色连彩裙的4岁小女孩和她的母亲带了进来。小女孩脸上有一些红色的血管瘤，它们还很小，还不是恶性的，但应当进行照射治疗，以免它们继续发展和转化。这小姑娘自己没当回事儿，殊不知自己那小小的嘴唇上也许已被死神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她不是头一次来到这里，已经不害怕了，像小鸟儿似的卿卿喳喳，喜欢去摸仪器上镀镍的零件，对那个亮晶晶的世界很感兴趣。给她照射一次的时间总共只有3分钟，可这3分钟她怎么也不肯一动不动地坐在对准患处的狭长照射管下面。她不停地转来转去，偏离方向，爱克斯光技术员不耐烦地关掉电源，一再把照射管重新对准她。母亲拿着一个玩具吸引小女孩的注意力，还答应给她许多其他礼物，只要她这会儿乖乖地坐着。随后进来一个满面愁容的老妇人，她好半天才解下头巾，脱去上衣。接着是从住院部来的一个穿灰色病号服的女人，她脚掌上长着一个小球似的有色肿瘤——这东西只不过是由于被鞋里的钉子扎了一下引起的。此人同护士有说有笑，根本没有料到这个直径只有一厘米的区区小球，竟是恶性肿瘤之王——恶性黑色素瘤，不知为什么医生们就是不肯给她切除。

　　两位医生难免也要为这些病人分心，看看她们的病情，给护士出出主意，就这样，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该去给鲁萨诺夫注射恩比兴的时间已经过了，她马上把有意压下来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的那份病历放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面前。

　　“在进院时处于被严重耽误的状态下，居然取得这样大有希望的良好开端，”她说。“可惜这个人太固执。但愿他不会真的拒绝治疗。”

　　“那就让他试试看！”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轻轻敲了一下桌子。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病跟阿佐夫金的那种病是一样的，但是疗效明显，变得大有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敢拒绝治疗！

　　“在您面前，他是不敢，”汉加尔特当即表示同意。“可我没有把握能拗得过他。要么，把他叫来跟您谈谈？”她在剔除指甲缝里粘着的一点尘垢。“我跟他的关系搞得相当别扭……总也无法用严厉的口吻跟他讲话。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们之间的别扭还是从初次见面的时候开始的。

　　那是在1月份的一个阴暗的日子里，雨下得很大。汉加尔特作为医院夜间值班医生接了班。晚上快到9点钟的时候，楼下的一个胖女人——身体健壮的护理员来向她诉苦：

　　“大夫，那里有一个病人在胡闹。我一个人拿他没办法。这怎么行，要是不采取措施，简直就会骑到我们的头上。”

　　我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走出去，看见宽大楼梯底下靠近上了锁的护士长小屋的门口，一个瘦高个儿的男子直接躺在地板上，这人脚上穿的是靴子，身上是泛出棕红色的士兵大衣，一项普通的护耳棉帽虽然有点小但还是绷在脑袋上。他把一只行李袋枕在头下，给人总的印象是他准备在这儿过夜。两腿秀丽、穿一双高跟鞋的汉加尔特（她在衣着方面从来都不是随随便便的）走到他跟前，威严地看了一眼，企图通过眼神使他感到羞愧，迫使他站起来，然而，那人虽然看见了她，却依然满不在乎，动也不动，甚至好像微微闭上了眼睛。

　　“您是什么人？”她问。

　　“一个人呗，”他声音不高、无所谓似地回答。

　　“您有到我们这里住院的许可证吗？”

　　“有！”

　　“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今天。”

　　从他两侧地板上的水迹来看，毫无疑问，他的军大衣全湿透了，而且靴子和行李袋也同样如此。

　　“但是躺在这里不行。我们……这里不允许。何况这里也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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