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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我这就告诉你。当年我也是上9年级,从下半年开始学…就是说,是在1937年和1938年。真难以置信还会有书念。当时我最喜欢的是几何学。”

  “后来呢?”

  “什么后来?”

  “中学毕业以后?”

  “中学毕业以后我考上了大学最好的专业——地球物理。”

  “这是在哪儿?”

  “还是在列宁格勒。”

  “那么后来呢?”

  “我念完了一年级,可就在1939年9月,征19岁的青年服兵役的命令颁布了,我也就被征走了。”

  “后来呢?”

  “后来就在正规部队里服役。”

  “后来呢?”

  “后来,你还不知道吗?战争爆发了。”

  “那时您是军官?”

  “不,是中士。”

  “为什么?”

  “这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去当将军的话,就没人去赢得战争的胜利了……如果一个平面通过与另一平面子行的直线,并与该平面相切,则交叉线……听我说,焦姆卡!我每天都教你学立体几何好吗?啄,会有进步的!你愿意吗?”

  “愿意。”

  (在耳边这么唠叨,还嫌不够。)

  “我将给你安排课程。”

  “你就安排吧。”

  “真的,不然的话,时间都白白浪费掉了。我们现在就开始。首先来搞清这三条公理。你要知道,这三条公理看起来很简单,但包含在以后的每一条定理里,究竟包含在什么地方,你应当看得出来。瞧,这就是第一条:如果一条直线上的两点属于一个平面,那么该直线上的任何一点都属于这个平面。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瞧,假设这本书就是平面,而铅笔是直线,明白吗?现在你来试试看……”

  他们在探讨,关于公理和结论还唠叨了许久。但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决心忍耐,只是示威性地翻过身去,背朝着他们。后来他们总算闭口了,并且分了开来。阿佐夫金眼下了两倍的安眠药,入睡了,不再呻吟。可就在这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翻身之后所面对着的那个老头,开始咳嗽起来了。灯已经熄了,可他,这该死的老头儿却咳呀咳个没完,而且咳得那么讨厌,还带着哨叫声,让人觉得他马上就要断气似的。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又翻过身去,背朝着他。他扯开蒙在头上的那块毛巾,但真正的黑暗还是没有出现:灯光从走廊射进来,听得见那里的嘈杂声,有人走动,痰盂和水桶世乒乓直响。

  题也睡不着。肿瘤带来了压迫感。多么幸福和多么大有作为的生活却面临崩溃。他深深可怜起自己来了。只消再轻轻一触,眼泪便会夺眶而出。

  叶夫列姆这时没有放过机会给予触动。即使在黑暗中他也没安静下来,而是在给邻床的艾哈迈占讲一个荒唐的故事:

  “人何必要活上100年呢?一点也没有必要。这件事想当初是这样的:真主在给所有的动物分寿命,它们各得50年,够了。可是人来得最晚,真主那里只剩下25年没分了。”

  “就是说,没法挽回了吧?”艾哈迈占问。

  “是的。人有点生气,因为太少了!真主说:够了。人却说:太少!于是真主就说,那你自己去问好了,要是谁有多余的,也许会给你。人便去打听,他碰见马,对它说,‘喂,马啊,给我的寿命太少。你就让点给我吧。’马说:‘好吧,你拿25年去。’人继续往前走,迎面见到狗。‘喂,狗啊,你把寿命让点给我吧!’狗说:‘行啊,给你25年!’人又往前走,碰见了猴子。他从猴子那里也要了25年。他回到真主那里。真主对他说:‘好啦,这是你自己决定的:最初的万年你将过人的生活;第二个万年你将像马一样干活;第三个万年你将像狗那样乱叫;还剩下的那万年么,你将像猴子似的被人取笑……”

  第三章 小蜜蜂

  卓娅虽然很有头脑,动作麻利,非常迅速地在她所管的楼层忙来忙去,一会儿从服务台去病房,一会儿又从病房回到服务台,但她明白,到下班的时候还是来不及做完所有该做的事情。于是她快马加鞭,把男病房和小间女病房里的事情做完,熄了灯。还有一间特大的女病房,里面放有30多张病床,那里的病号从来也没按时安静下来,你给她们熄不熄灯反正都一样。那里的许多人都是长期住院,住得厌烦了,睡不好觉,空气又不好,老是为了让阳台的门开着还是关上这件事争吵。有几个病号则喜欢从这个角落到那个角落去说东道西。她们会直到半夜甚至到夜里一点钟还是在那里谈论物价、食品、家具、孩子、丈夫邻居,直到最不知羞耻的话题。

  护理员内丽娅——一个大屁股、粗嗓门、浓眉毛、厚嘴唇的姑娘,还在那里擦洗地板。这活儿她虽然早就开始干了,但怎么也结束不了,因为她老是跟人搭讪。可是,那个病床安放在男病房门外穿堂里的西布加托夫却等着坐浴治疗。由于天天晚上需要坐浴,再加上对自己背部的恶臭感到不好意思,西布加托夫自愿留在穿堂里,尽管他住在这里比所有的老病号都早——似乎他不是个病号,而是在长期值勤。

  卓娅从女病房一闪而过时,说了内丽娅一两句,可是内丽娅只会顶嘴,干活却还是磨磨蹭蹭。她年龄不比卓娅小,认为听从这个丫头指挥是受了委屈。卓姬今天来上班,情绪像过节那么好,而护理员的这种顶撞却使她十分恼火。一般来说,卓娅认为,任何人都有自己灵活自由的权利,来上班也未必非要素得筋疲力尽不可,但总得适可而止,有个限度,尤其是在病号面前。

  最后,卓娅把药都发了,该做的事也都做了,内丽娅也算是擦完了地板,女病房里的灯熄了,穿堂里的顶灯也熄了,这时已是11点多,内丽娅在楼下调好了一种温水溶液,盛在西布加托夫通常用的盆里揣上来给他。

  “哎,哎哟,我累得要死,”她声音很响地打了个哈欠。“我去打上那么300分钟的脑儿。喂,病人,你反正要坐整整一个小时,等你是没法等的。待会儿你自己把盆儿端到楼下去倒掉,啊?”

  (这栋结构坚固、所有的穿堂都很宽敞的老式建筑,楼上没有自来水。)

  沙拉夫·西布加托夫从前是个怎样的人,现在已无法猜测,也无从判断:他受的苦时间太久,过去的生活似乎连影子也没剩下。不过这个年轻的诞超人,经过3年疾病的不断折磨之后,成为整个医院里最温顺、最有礼貌的人。他常常是面带微微的笑容,仿佛为长期给人添了麻烦而表示歉意。由于自己为期4个月和6个月的两次住院,他认识了这里所有的医生、护士和护理员,就像熟悉自己家里的人一样,他们也都认识他。而内丽娅是新来的,只有几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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