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89)_胡赛尼

八九

　　索拉博沉默的时候，世界风起云涌。上个九月的某个星期二早晨，双子塔大楼轰然倒塌，一夜之间，世界改变了。美国国旗突然出现在每个地方，在车水马龙中前进的黄色出租车天线上，在行色匆匆地走在拥挤人行道的行人衣襟上，甚至在那些寄身小画廊和临街商店雨篷之下的流浪汉的污秽帽子上。有一天我走过艾迪斯面前，她是个无家可归的女人，每天在萨特街和斯托克顿街的十字路口弹奏手风琴，我见到在她脚下的手风琴盒子上也贴了美国国旗。

　　遭到袭击之后不久，美国轰炸了阿富汗，北方联盟乘机而进，塔利班像老鼠逃回洞穴那样四处亡命。突然间，人们在杂货店排队等待收银，谈着我童年生活过的那些城市：坎大哈、赫拉特、马扎里沙里夫。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带我和哈桑去昆都士。关于那次旅程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和爸爸、哈桑坐在一株金合欢树的阴影下轮流喝陶罐中的西瓜汁，比赛谁能把瓜子吐得更远些。现在丹·拉德^①、汤姆·布罗考^②和那些在星巴克喝拿铁的人都在谈论昆都士的战役，那里是塔利班最后的阵地。那年12月，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哈扎拉人齐集波恩，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下，开始了一个也许有朝一日能够终结他们祖国过去二十余年来的苦难的进程。哈米德·卡尔扎伊^③的羊皮帽和绿色长袍变得众所周知。

　　﹛①Dan Rather（1931～），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②Tom Brokaw（1940～），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③Hamid Karzai（1957～），2001年底出任阿富汗临时政府总统，2004年当选阿富汗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

　　索拉博依然梦游般地度过这段日子。

　　索拉雅和我开始参与到阿富汗的计划中去，除了有心为故国略尽绵薄之外，也是因为需要某些东西——任何东西都好——来填补楼上的沉默，那像黑洞般吞噬一切的沉默。我过去从未如此热心，但当有个名叫卡比尔的前阿富汗驻索非亚大使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愿意帮助他进行一项医疗计划，我答应了。那个小医院位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有个小小的外科手术组，治疗那些被地雷炸伤的阿富汗难民。但由于缺乏资金，它倒闭了。我成为那个计划的主持人，索拉雅是我的副手。我每天大部分时间在书房里面，给遍布世界各地的人发电子邮件，申请基金，组织募捐活动，还告诉自己把索拉博带到这儿是正确的事情。

　　那年除夕，我和索拉雅躺在沙发上，腿上盖毛毯，看着迪克·克拉克^①主持的电视节目。当银球抛落，彩纸将荧屏变成白色，人们欢呼亲吻。在我们家，新年的开始跟上一年的结束一样，沉默无声。

　　﹛①Dick Clark（1929～2012），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然而，4天之前，2002年3月某个阴冷的雨天，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奇迹。

　　我带索拉雅、雅米拉阿姨和索拉博参加弗里蒙特伊丽莎白湖公园的阿富汗人聚会。上个月，阿富汗终于征召将军回去履任一个大臣的职位，他两个星期前飞走——他留下了灰色西装和怀表。雅米拉阿姨计划等他安顿好之后，过一两个月再去和他团聚。她很想念他，也担心他在那边的健康状况。我们执意要她搬过来同住一阵子。

　　上个星期二是春季的第一天，过去是阿富汗的新年，湾区的阿富汗人计划在东湾和半岛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卡比尔、索拉雅和我还有另外一个庆祝的理由：我们在拉瓦尔品第的小医院重新开张了，没有外科手术组，只是个儿科诊所。但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个好的开始。

　　天气晴朗了好几天，但星期天早晨，我刚把脚伸出床外的时候，听到雨水沿窗户滴落的声音。阿富汗运气，我想，暗暗发笑。索拉雅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已经做完早祷——我不用再求助从清真寺得来的祷告手册了，祷词熟极而流，毫不费劲。

　　我们是在中午到的，发现地面插了六根柱子，上面搭了长方形的塑料布，里面有一些人。有人已经开始炸面饼；蒸汽从茶杯和花椰菜面锅冒出来。一台磁带播放机放着艾哈迈德·查希尔聒噪的老歌。我们四个人冲过那片潮湿的草地时，我微微发笑；索拉雅和我走在前面，雅米拉阿姨在中间，后面是索拉博，他穿着黄色雨衣，兜帽拍打着他的后背。

　　“什么事这么好笑？”索拉雅说，将一张折好的报纸举在头顶。

　　“你可以将阿富汗人带离帕格曼，但却无法让帕格曼离开阿富汗人。”我说。

　　我们站在那临时搭建的棚子下面。索拉雅和雅米拉阿姨朝一个正在炸菠菜面饼的肥胖女人走去。索拉博在雨棚下面站了一会，接着走回雨中，双手插进雨衣的口袋，他的头发——现在跟哈桑的头发一样，都是棕色的直发——贴在头上。他在一个咖啡色的水坑旁边停下，看着它。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没有人喊他进来。随着时间流逝，人们终于仁慈地不再问起我们收养这个——他的行为怪异一目了然——小男孩的问题。而考虑到阿富汗人的提问有时毫不拐弯抹角，这当真是个很大的解脱。人们不再问为什么他不说话，为什么他不和其他小孩玩。而最令人高兴的是，他们不再用夸张的同情、他们的慢慢摇头、他们的咋舌、他们的“噢，这个可怜的小哑巴”来让我们窒息。新奇的感觉不见了，索拉博就像发旧的墙纸一样融进了这个生活环境。

　　我跟一头银发的小个子卡比尔握手。他把我介绍给十来个男人，有个是退休教师，另外一个是工程师，有个原先是建筑师，有个目前在海沃德摆摊卖热狗的外科医师。他们都说在喀布尔就认识爸爸了，而他们谈起他的时候都很敬重。他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他们的生活。那些男人都说我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父亲真幸运。

　　我们谈起卡尔扎伊面对的困难，还有他那也许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谈起即将召开的大国民议会，还有国王在流亡二十八年之后即将重返他的家园。我记得1973年查希尔国王被他的表亲推翻的那个夜晚，我记得枪炮声和亮出银光的天空——阿里搂着我和哈桑，告诉我们别害怕，说他们只是在猎野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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