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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五


  乔治和维雷娜在华盛顿首都圈之外的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有个温馨的家,乔治是这个地区的众议员。他必须每周日去一个不同教派的教堂,和选民一起做礼拜。他的工作包括不少这类杂事,但每次他都会热情地参与。吉米·卡特被罗纳德·里根所替代,乔治终于有机会为大多数是黑人的贫困美国人战斗了。

  每隔一两个月,玛丽亚·萨默斯都会来探望现在已经十八个月大,渐渐显露出和祖母杰姬一样精力活跃的教子杰克。玛丽亚通常会给杰克带本书。餐后乔治洗盘子,玛丽亚擦盘子,两人往往会谈到情报工作和外交政策上面的问题。

  玛丽亚仍旧在国务院工作。玛丽亚现在的上司是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乔治问玛丽亚国务院是否从波兰收集到了更多更精确的情报。“现在收集到的情报比以前好多了,”玛丽亚说,“我不知道你们的工作怎么样,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确实干得更漂亮了。”

  乔治递给玛丽亚一只碗让她擦干。“华沙到底发生了什么?”

  “苏联不会入侵波兰。我们知道这点。波兰共产党人要求苏联派军队进入波兰,被苏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不过勃列日涅夫正在力促雅鲁泽尔斯基进行军事管制,取缔团结工会。”

  “这太可耻了。”

  “国务院也这样认为。”

  乔治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支支吾吾地说:“我刚才听你提到不过这个字眼……”

  “你太了解我了,”玛丽亚笑了,“我们有能力阻挠波兰颁布进行军事管制的法案。里根总统只需要宣布未来的经济援助需要看波兰的人权状况就可以了。”

  “总统为什么没有这样宣布呢?”

  “他和黑格国务卿不太相信波兰人会在自己身上动用军事管制。”

  “这很难说,最好先给他们个警告。”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他们为什么还不行动呢?”

  “他们只是不希望对方意识到我们的情报工作有多么优秀。”

  “如果不能有效地利用情报,情报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他们最终会使用的,”玛丽亚说,“但现在他们还在犹豫。”

  ***

  圣诞节两周前的周末,华沙就开始下雪了。坦尼娅一个人过了周末。斯塔兹对是否有空去她那里从不作解释。尽管坦尼娅知道斯塔兹住在哪,但坦尼娅从没去过斯塔兹的家。自从她把斯塔兹介绍给卡梅隆·杜瓦之后,斯塔兹就对军队里的事情闭口不言了。坦尼娅猜测这是因为斯塔兹把军队里的秘密透露给了美国人。斯塔兹像个晚上挖地道,白天却很守规矩的犯人似的人前人后两副面孔。

  可是,这已经是斯塔兹连续第二周没到她这来了。坦尼娅不知道到底怎么了。他腻味她了吗?许多男人都这样。唯一一个成为她生命一部分的男人是瓦西里,但她从来没和瓦西里睡过觉。

  坦尼娅发现自己非常想念瓦西里。瓦西里的生活很混乱,她从没让自己真正地爱上过瓦西里,但她却不自觉地被瓦西里吸引住了。她开始逐渐意识到,男人身上吸引她的因素是他们的勇气。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男人是帕兹·奥利瓦、斯塔兹·帕拉克和瓦西里。这三个男人恰巧都非常英俊。不过他们同样也很勇敢。帕兹不惧美帝国主义强大的军事力量,斯塔兹泄露了红军的秘密,瓦西里反抗克里姆林宫的强暴统治。在这三个人当中,最能激发她想象力的无疑是瓦西里。瓦西里在西伯利亚饥寒交迫,却写出了足以摧毁苏联统治的震撼故事。她很想知道瓦西里现在究竟怎么样了,他又在写些什么。她不知道他是否又过上了过去那种左拥右抱的生活,还是真正安定下来了。

  她回到床上,看起了德文版的《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仍然没有被翻译成俄语——感觉到困意之后她才关上了灯。

  她被一阵砰砰的敲门声惊醒了。她坐起来,打开灯。这时是凌晨两点半。有人在用力敲门,但不是坦尼娅家的门。

  坦尼娅起床朝窗外看。街道两边的车上蒙上了薄薄一层的积雪。马路当中停着两辆警车和一辆BTR-60装甲运兵车。三辆车歪歪扭扭地停着,开车的警察显然觉得他们想怎样就能怎样。

  门外的声音从敲门变成了冲撞,听上去像是有人想用大锤把房子砸烂似的。

  坦尼娅披上件睡袍,走到玄关。她从玄关里放着塔斯社记者证、钥匙和零钱的小桌子上拿起记者证。她打开门,往走廊里看。除了两个邻居把头伸出门紧张地东张西望以外,走廊里什么动静都没有。

  坦尼娅用一把椅子撑住门,从屋里走出来。声响来自隔壁的楼下。她透过楼梯的扶栏往下看,看见几个穿着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迷彩服的男人正挥舞着铁橇和大锤,用力砸坦尼娅朋友达努塔·戈尔斯基家的门。

  坦尼娅大声问:“你们在干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一些邻居也嚷嚷着提问,但警察却熟视无睹,继续砸门。

  门从里面被打开了,达努塔的丈夫站在门口。他穿着睡衣,戴着眼镜,显然已经被吓坏了。“你们要干什么?”他问。屋子里面传来孩子哭泣的声音。

  警察大步走进屋,把达努塔的丈夫推到一边。

  坦尼娅跑下楼梯。“你们不能这么干!”她高声大嚷,“你们必须出示证件!”

  两个身形魁梧的警察把达努塔拉出屋子,达努塔散乱着浓密的头发,身上只穿着睡衣和薄纱睡袍。

  坦尼娅挡在他们之前,阻挡住楼梯。她举起记者证。“我是苏联记者!”她对波兰秘密警察大声嚷。

  “那就快他妈的把路让开!”有个警察答道。他用左手拿着的铁橇朝坦尼娅这边挥了下。因为右手按着拼命反抗的达努塔,所以他挥的这一下并不是很重,但铁橇还是划过了坦尼娅的脸。坦尼娅感到一阵疼痛,踉踉跄跄地往后退了两步。两个警察把她拨到一旁,将达努塔拖下楼梯。

  坦尼娅的右眼出了血,但是可以用左眼看东西。在坦尼娅身后,另一个警察拿着打字机和电话答录装置走出达努塔家的门。

  达努塔的丈夫抱着个小孩站在门口。“你们要把她带到哪?”他大声问。但警察却没有回答。

  坦尼娅对达努塔的丈夫说:“我这就打电话给部队里的人,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一只手托住受伤的脸,回到楼上自己的公寓。

  她照了照玄关里的镜子。她的前额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脸颊上出现淤肿,颜色鲜红。但她觉得秘密警察刚才那下并没伤到她的骨头。

  她拿起电话,打电话给斯塔兹。

  可电话里并没有拨号音。

  坦尼娅打开电视机和收音机。电视机屏幕一片空白,收音机寂静无声。

  看来行动不仅仅是针对达努塔的。

  有个女邻居跟她进屋。“请让我给医生打个电话。”这个女人说。

  “我马上要出去,你尽量快一点。”说完坦尼娅自顾自走进小浴室,在水龙头下放上毛巾,小心翼翼地擦着脸。接着她回到卧室,飞快地穿上保暖内衣,牛仔裤,笨重的毛衣和一件带有毛领的厚外套。

  她跑下楼梯,坐上自己的车。又开始下雪了,但大路上没有积雪,她马上察觉到了原因。路上到处是坦克和军车。她怀着末日的恐惧渐渐意识到,达努塔的被捕只是一场邪恶的大规模行动的一小部分。

  大量涌进华沙市中心的并不是苏联红军。这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完全不是一回事。军车上标有波兰军队的标记,军人穿着波兰军队的制服。波兰军队侵入了本国的首都。

  军人设置了路障,但他们不过是刚刚开始,坦尼娅这时还可以绕开他们。坦尼娅不顾下雪路滑,飞快地把车开到华沙西部的亚娜·奥尔布拉查街,把车停在斯塔兹所住的大楼外。她知道斯塔兹住哪,但以前从没来过——斯塔兹总是说他家只比营房大一点。

  坦尼娅跑进斯塔兹所住的楼,花了好几分钟才找到斯塔兹的公寓。她猛敲着门,祈祷斯塔兹能在家,尽管她极度担心斯塔兹正在街上和军队里其他人在一起。

  门被一个女人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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