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边缘(260)_肯·福莱特

二六〇

　　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的一周之后，乔治·杰克斯穿着内衣坐在自己家的沙发上，看着电视里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现场直播。

　　午饭时他加热了一罐番茄汤，就着锅草草地喝下。喝完汤以后，他把残留着黏稠汤汁的锅顺手放在了桌上。

　　他知道该去做什么。他应该套上件西装，找新工作，新女友，展开全新的生活。

　　但不知为何，他就是定不下心。

　　他知道什么是沮丧，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心情万分沮丧。

　　他被电视画面上芝加哥警察的横冲直撞稍微分了下心。几百名示威者平静地坐在会议中心外的路边。警察挥舞着警棍，残暴地击打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直播的电视镜头中犯罪——或者说，虽然知道，但根本无所谓。

　　有人命令放警犬咬示威者，这个人很可能是戴利市长。

　　乔治大略估计了一下政治局势。非暴力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已经走到了尽头，马丁·路德·金和鲍比·肯尼迪的死说明这种策略完全错了。黑豹党才是对的。戴利市长、罗纳德·里根州长、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和他们手下推崇种族主义的警察头子会用暴力来打击一切不符合他们口味的人。黑人和美国社会一切要挑战恃强凌弱社会现象的人只有用枪来保护自己。现在，芝加哥警察正在用以往对待黑人的方式对待中产阶级的白人青年。斗争策略的确不改不行了。

　　门铃响了。乔治皱起眉，不知这个时候谁会来。这个时候他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不希望家里会来客人。他没理睬门铃声，希望来人会自行离开。门铃又响了。我也许不在家，他琢磨着，来人怎么会知道他在家呢？门铃固执地响了第三次，乔治意识到来人不见到他是不会走了。

　　他开了门。来的是他母亲。杰姬带来了一锅盖着盖子的炖杂烩。

　　杰姬上下打量了他一遍。“我就知道会这样。”她直接走进了乔治的房间。

　　杰姬把锅放在乔治的炉子上，打开火，开始炖。“去洗个澡，”她告诉儿子，“刮干净脸上的胡子，穿上体面的衣服。”

　　乔治想争辩，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争辩的力气。照着杰姬的话做应该更容易一点。

　　杰姬开始收拾屋子。她把汤锅放进水槽，叠好随处乱扔的报纸，最后打开了窗户。

　　乔治回到自己的房间。他脱掉内衣，洗了个澡，然后又刮了胡子。但明天起床以后，他多半还会保持刚才那副样子。

　　乔治穿上卡其裤和纽扣领的蓝衬衫回到客厅。炖肉确实很香。杰姬摆好饭桌。“快坐下，”她说，“晚餐准备好了。”

　　杰姬用番茄酱、青椒和乳酪块炖了鸡。乔治无法抵挡食物的诱惑，吃下去两大勺。杰姬洗好餐具以后，乔治负责擦干。

　　他们一起坐在沙发上收看大会的实况转播。亚伯拉罕·雷比科夫参议员正在发言，在最后一刻提名乔治·麦克格文作为各方都能接受的候选人。他的话掀起了一阵波澜：“如果乔治·麦克格文能当上美国总统，那芝加哥的警察就不能像盖世太保那样在街上胡作非为了。”

　　杰姬说：“老天，他当众对芝加哥的警察提出了控诉。”

　　会议厅一下子安静下来。这时导演把镜头切给戴利市长。他脸色通红，脖子上青筋直露，两只眼睛像青蛙一样凸出。一时间他和手下的警察一样忘了自己在电视上，愤怒地对雷比科夫狂吼。

　　麦克风没能录到他说的话。“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乔治自言自语地说。

　　“我能告诉你。”杰姬说，“我会读唇语。”

　　“我从来不知道。”

　　“九岁的时候，我生病耳聋了。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出病因，通过手术治疗，我的听力恢复了。但我一直记得读唇的技巧。”

　　“妈妈，证明一下，告诉我，戴利市长对亚伯拉罕·雷比科夫说了什么。”

　　“他说：‘去你妈的，你这个犹太人生的狗杂种。’”

　　＊＊＊

　　瓦利和杜杜住在芝加哥希尔顿酒店十五楼，尤因·麦卡锡竞选总部就在这一层。大会最后一天，周四午夜回房时他们又累又沮丧。他们失败了——约翰逊的副手赫伯特·汉弗莱最终被提名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竞选将在两位支持越南战争的政客之间展开。

　　他们连抽大麻的兴致都没。因为害怕被新闻界逮到攻击麦卡锡的把柄，他们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吸大麻了。他们看了会电视，上了床，伤心得没有做爱。

　　杜杜说：“该死，还有两个星期我就要回学校上学了。我实在没心思去上学。”

　　“我想我会录盘唱片，”瓦利说，“我又创作了几首新歌。”

　　杜杜感到狐疑。“你觉得能和戴夫恢复以前的关系吗？”

　　“我想和他恢复朋友关系，但他不太会肯。打电话告诉我探访柏林家里人的时候，他的语气很冷淡，不过他真是为我做了件大好事。”

　　“上帝啊，我们真的伤到了他。”杜杜的语气悲伤。

　　“他的事业倒发展得不错，出了个人专辑，还制作了自己的电视谈话类节目。”

　　“那你怎么录唱片？”

　　“我去伦敦录。刘会为我击鼓，布兹会弹贝斯：他们都对戴夫拆散乐队而怀恨在心。我会和他们把曲子大体录一遍，然后加上我自己的歌声，之后再花点时间增加一些吉他声和和音，也许还会增添一些拨弦和号角声。”

　　“喔，看来你真的用过心了。”

　　“会花上些时间，我已经有半年没进过录音棚了。”

　　门口突然传来“砰”的一声，从玄关照进来一束强光，瓦利吃惊和害怕地意识到有人破门而入。他把床单扔在一旁跳下床，高声对来人喊：“该死，到底怎么回事？”

　　房间灯亮了，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穿过被击碎的门走到他们面前。瓦利问警察：“究竟怎么回事？”

　　警察没有回答，其中一个警察拿起警棍，对他进行击打。

　　瓦利试图闪躲，警棍虽然没落在他的头上，但还是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肩膀上。他痛苦地叫了起来，杜杜则尖声大喊。

　　瓦利抓着受伤的肩膀退到床边。警察再次举起警棍。瓦利往后一跃，跳上床，警棍砸在了他的脚上。瓦利疼得不能自制，痛苦地发出呜咽。

　　两个警察齐齐地举起警棍。瓦利翻过身，用身体护住杜杜。一根警棍打向了他的背，另一根警棍打向他的大腿。杜杜告诉喊：“请你们快停下，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别再打他了。”

　　瓦利又遭到两次重击，觉得自己就要昏过去了。突然，击打停止了，警察踏着沉重的靴子穿过房间，离开了。

　　瓦利从杜杜身上翻下来。“该死的，还真疼啊。”他说。

　　杜杜跪在地上，试着查看瓦利身上的伤势。“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杜杜问。

　　瓦利听到房间外面传来更多门被砸破的砰砰声，以及更多人被拖下床遭受殴打而发出的尖叫声。“芝加哥警察可以任意妄为，”他说，“这里比东柏林的情况还要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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