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的故事(8)_安妮·埃尔诺

八

　　我现在和她已经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了，我在努力改变她传给我的那些我想唾弃的东西。我发现在想有修养的愿望与有修养的事实之间存在一条鸿沟。我的母亲需要借助词典才能知道凡·高是谁，对于那些大作家，她也只是知道他们的名字。不仅如此，她对我的课程也一无所知。我原先太佩服她了，因此我比我的父亲更加怨恨她，怨恨她不能陪伴我，让我在学业的世界中孤助无援，而其他小伙伴的客厅里都是书。从她那里得到的除了她的担心和怀疑之外（比如，你和谁在一起，你的学习完成了吗），别无其他。

　　无论在任何场合，我们都以争吵的语气和对方说话。母亲还想同我保持原来的默契关系（“什么都能和妈说”），我对她则只报以沉默，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假如我对她说出与我的学习无关的某些愿望（如旅游、运动、家庭舞会等）或是讨论一些时事政治（当时正处于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她开始听得还挺感兴趣的，为我还把她当成知己而高兴，但突然，她会暴跳如雷，对我呵斥道：“你不要再为这样的事情动脑筋，学习是第一位的！”

　　于是，我开始鄙视社会习俗，鄙视宗教活动，鄙视金钱。我开始抄写兰波（Rimbaut）和普雷维尔（Prévert）的诗。在作业本的封面上粘贴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的照片，听布拉桑（Brassens）的歌曲《坏名声》。我感到百无聊赖。我以一种浪漫的方式度过了我的青少年叛逆期，好像我的父母都曾是资产阶级。我把自己看作是不被理解的艺术家。对母亲来说，反抗只有一种意义，那就是摆脱贫穷；反抗也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拼命地劳动赚钱，成为和别人一样的有钱人。我不理解她对我的严厉的责备，就像她也不理解我的态度一样：“如果你十二岁就被送进工厂，你就不会这样了，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而且，她还会经常对我发火：“你上的可是寄宿学校，可你并不比其他人好多少。”

　　在某些时刻，她把在她面前的女儿看作是一名阶级敌人。

　　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这个家。母亲同意让我去鲁昂读高中，后来又到伦敦去读书。为了让我有一个比她更幸福的生活，她准备做出任何牺牲，甚至最大的牺牲是让我离开她的身边。远离了她的目光，我一头扎进她所禁止的一切之中。比如，有时候我会吃得很多，像要撑死，然后又连续几个星期不吃饭，一直到饿得头晕目眩才知道我是自由的。我忘记了和母亲之间的一切不愉快。作为一名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我对母亲有一个被净化过的印象——没有喊叫，也不粗暴。我既确信她是非常爱我的，又意识到一种不公平：她每天从早到晚卖土豆和牛奶，就是为了让我能够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

　　虽然我不想念她，但我总是很高兴再次见到她。尤其是当我因感情问题经受挫折而伤心时，我会回到她的身边。当然，我不能告诉她我的那些事，即便她现在悄悄地告诉我谁和谁约会或是谁流产了。好像大家都认同我已经到了听这种事情的年龄，但她希望这种事都永远与我无关。

　　我回到家，她正站在柜台里边，顾客们回过头看我，她会有点脸红，然后微笑。当最后一名顾客离开后，我们便在厨房里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她关心地问我回家途中的情况，然后问一些与学业有关的事，又说：“把该洗的衣服统统给我拿来。”“你走后，我给你留着所有的报纸。”在我们之间，有了那种不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之间的友好，甚至有一些羞涩。在那几年中，我与她的关系只是几次回程。

　　我的父亲做了一次胃部大手术。手术后他体力下降，再也搬不动货筐了。于是，她就一个人搬，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毫无怨言，而且似乎还带着几分满足感。自从我不在他们身边，他们争吵的次数也少了。他们之间更加亲近了，而且她经常亲密地叫他“我的老爸”，对父亲的一些习惯，比如抽烟等也原谅了几分，她说：“他怎么也应该有点爱好呀”。夏季的星期天，他们开车到乡下去兜风，顺路去看望几个表兄。到了冬天，她常去做晚祷，然后去问候老人们。她回家时经过市中心，路过商店长廊，便和刚从电影院出来的年轻人挤在一起看电视。

　　顾客们都认为她风韵犹存。依然是染过色的头发、高跟鞋，但是戴上了双焦点眼镜。她下巴上的汗毛很长，她经常偷偷地把它们拔掉。（我父亲暗自高兴地注意到这些变化，看到她追赶上了他们之间的岁月。）即使在夏天，她现在也不再穿浅色的颜色鲜艳的裙子了，只穿灰色或黑色的套裙，并且再也不把衬衣下摆塞进裙子里，因为这样她可以更舒服些。

　　在二十岁以前，我总认为，是因为我，母亲才变老的。

　　人们不知道我写的是她。我的确不是在书写她，我觉得更像是与她一起生活在她曾活着的时间和地点。有时，我在家里偶尔碰到她生前用过的东西，比如前天，我见到了她做针线活用过的顶针。她从前在缆绳厂干活时，有一只手指被机器压变了形，所以她做活时一直要戴着它。立刻，她死亡的感觉压倒了我，在我所处的真实时间中，她再也不会出现了。在这种状况下，“出版”一本书除了意味着我母亲的死亡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当有人微笑着问我“你的下一本书是什么时候”时，我真想开口骂他们。

　　即使我远离母亲独自生活，只要我尚未结婚，我也还是属于她的。对于亲属们、顾客们的询问，她总是回答说：“她结婚还早着呢，她这才多大，还没有到没人要的地步。”不过，她马上又补充说：“我可不愿意把她留在家里，有丈夫和几个孩子才算完整的生活。”有一年夏天，当我告诉她我打算和来自波尔多的一个学政治学的大学生结婚时，她激动得脸都涨红了。她身子在颤抖，她在寻找阻止我的理由，连她自己也认为是落后的农民意识又不经意地冒了出来：“这个小伙子不是我们这里的人。”过了一会儿，她平静了些，甚至很高兴，别人不会说我“嫁给了一名工人”，因为在一个小城镇，婚姻是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根本标尺。于是，围绕着购买锅碗瓢盆，为“大日子”做准备，之后会围绕着孩子，这一系列活动再次让我们母女有了默契。我们之间的确再也没有别的了。

　　我和我的丈夫有同等的学历，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萨特和自由，一起去看安东尼奥尼（Antonioni）的《奇遇》（L'avventura），我们都支持左派的观点，但我们的出身不一样。在他的世界里，人们虽然算不上特别富有，但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对社会上发生的事都有自己的见解，他们习惯打桥牌。我丈夫的母亲和我的母亲同岁，依然保持着苗条的身材，面色滋润，双手细腻。她能看懂钢琴的乐谱，并且懂得如何“娱乐”。（她是那种我们经常在电视里看到的通俗剧中所表现的妇女类型，五十岁上下，丝绸套装上总是缀有珍珠饰物，“天真无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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