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的故事(2)_安妮·埃尔诺

二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无论身在何处心里都总是很难受，常常以泪洗面。当我从沉沉的梦中醒来时，什么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母亲真的去世了。每天除了做饭、洗衣服等这样必须要做的事情之外，我什么也干不下去。有时甚至干着这些活，脑子就乱了起来。择菜后，要想好一阵子才知道该去洗菜了。看书是不可能的。有一次，我去了地下室，看到母亲生前用的箱子在那里放着。我打开箱子，看到里面放着她的钱包和她夏天用的提包，以及冬天用的围巾。我呆呆地站在敞开着的箱子前，感到精疲力竭。到外面去更让我感到难受。我开着车，突然一阵伤感涌上心头，“她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母亲的去世使我用另一种目光来看周围的世界，甚至人们那些习以为常的活动也开始让我不能理解，就连他们选择在哪一家肉店买肉这样很平常的事也让我感到心烦。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便渐渐消失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天气还是这样寒冷多雨，与月初我母亲活着的时候一样。而每当我确信自己“没必要”或“不再需要”（为她做这做那）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会感到一种失落，感到遗憾，甚至心痛。这个春天，她已经不能再看到了。（现在我才感到一些日常句子的力量，甚至是那些老生常谈。）

　　葬礼过去已经快要整整三个星期了。直到前天，我才克服了不再在纸上像写信那样写下“我的母亲死了”的字样，我也敢看她的照片了。其中有一张是她在塞纳河畔，坐着，双腿蜷缩。这是一张黑白照片，但我仿佛能看到她的红棕色头发，黑色羊驼绒套装的光泽。

　　我要继续写我的母亲，因为她是我生命中唯一重要的女人。她痴呆了两年。可能我应该等过一段时间，等她的病以及她的死亡消散在我的生活过程中，保持一段距离，使得分析记忆更容易些。以前我也是这样，每当我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都是这样，如我父亲的死、丈夫的离开等等。可我这时不写她，其他的事情我什么也做不下去。

　　书写我的母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认为母亲没有故事。她总是同一副样子。说起她，我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她的形象固定在一幅没有时间概念的画面中：“她非常粗暴”，“她是一个干什么事情都风风火火的女人”，而且我只能杂乱无章地回忆一些有她出现的场景。这样我写出的女人也只能是我梦中出现的那个复活了的女人，看不出她有多大年纪，她像一部紧张气氛很浓的影片中的人物。我很想抓住那个我不曾了解的女人，那个真正的女人，那个出生在诺曼底的一个小城的郊外，死在巴黎地区一家医院的老年病房里的她。我希望我写出的正好是介于家庭与社会之间，神话与历史之间的事情。我的计划是文学属性的，因为我要在我母亲身上寻找一个真理，而这个目标只能通过文字达到。（也就是说，照片、我的回忆，以及家人的见证都不能给我这个真理。）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希望保持在文学之下。

　　伊沃托是一座寒冷的小城，建在鲁昂（Rouen）和勒阿弗尔（Le Havre）之间的一座多风的高原上。在20世纪初，它完全掌握在大农场主手里，属于私人产业。这里是一个完全农业化地区的商业中心和行政管理中心。外祖父在农场当马车夫，外祖母在家纺线，他们婚后不久就在这里安了家。他们原来住在距此三公里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他们在靠近火车站的咖啡馆和菜籽田中间、在铁轨以外的极偏僻的地方租了一个带有小院的矮房子。母亲于1906年出生在那里，她在六个孩子中排行第四。（她经常骄傲地对别人说：“我不是在乡下出生的。”）

　　她有四个兄弟姐妹一生中从未离开过伊沃托。我的母亲在那里度过了她生命长河中的四分之三。他们虽然离市中心很近，但却从未在市中心住过。他们“进城”去做弥撒，买肉，寄信。现在，我的表姐在市中心有一幢房子，房前是N15国道。国道上昼夜不停往来奔驰的卡车都要从她的房门前经过。她不得不给她的猫喂安眠药，以防止它跑出去被车碾死。我母亲童年时代住过的地方现在成了高收入人群向往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古老的房屋和特别宁静的环境。

　　我的外祖母的法宝就是靠喊叫和棍棒使孩子们“成材”。她是一个干起活来不要命的女人，一点也不随和，唯一能够让她放松一下的活动就是读连载小说。她还会写信，是本镇第一位获得过文凭的女性。她本来可以成为小学教师，但她的父母不让她离开村子，因为他们认为女人离开家就会招致不幸。（在诺曼底的方言中，“抱负”就意味着分离和痛苦，一条狗会因为有抱负而死掉。）要理解这个在她十一岁时结束的故事，必须回想起所有那些以“在过去”开头的句子：在过去，人们不像今天这样去上学；在过去，人们听从父母的安排，诸如此类。

　　外祖母持家是很有本领的，也就是说，她可以用最少的钱养活全家人，并且让孩子们能够穿上整洁的衣服去做弥撒，不让人觉得自己是乡巴佬，维持了她做人的尊严。她把衣服领子和袖口翻过来二次使用。她什么都不舍得扔掉，全都保留着。她用奶皮、剩面包等做点心，用木炭灰洗衣服，用锅的余热烤李子和烘抹布，把早晨用过的洗脸水留下来在一天里用来洗手。她知道一切适应贫穷的生活之道。这种知识从母亲传给女儿，不知传了多少代，到了我这一代终于结束了。我只扮演一名档案保管员的角色。

　　我的外祖父是个高个子，对人非常和蔼。他五十岁时死于心绞痛。母亲那年才十三岁，她特别爱她的父亲。外祖母成了寡妇后变得更加严厉。（时刻不放松警惕，她的脑海里萦绕着两幅可怕的画面：男孩子进监狱，女孩子有私生子。）家庭经济来源没有了，外祖母不得不到外面去做洗衣工、办公室的清洁工。

　　到了晚年，外祖母和她的小女儿、女婿一家住在挨着铁轨的一间破茅屋里。那是由附近一家工厂的废弃的食堂经过改造而成的屋子，连电都没通。记得我的母亲星期天常带我去看她。外祖母矮个子，圆圆的胖身体。外祖母尽管一生下来就是长短腿，但她走路却非常快。她不太爱讲话，喜欢读小说，喝白兰地，每次都把白兰地加到咖啡里喝。她于1952年去世。

　　我母亲的童年可以说是这样的：

　　她有一个从未被填饱过的胃口。她在从面包店回来的路上，就把添称用的小块面包塞到肚子里了。用她的话说：“直到二十五岁时，我还能吞下大海和所有的鱼！”

　　那时，她家所有的孩子们都睡在同一间屋里，她和一个妹妹睡在一张床上。当后者梦游症发作时，人们发现她站在院子里，睁着眼睛就睡着了。

　　裙子和鞋子总是姐姐穿完了妹妹穿。在圣诞节时，她可以得到一个用碎布头缝制的布娃娃。她一张嘴便露出满口都是被苹果酒腐蚀的龋齿。

　　但是她们也可以骑在用来耕田的马的背上兜风。在1916年特别寒冷的冬天里，村里池塘结冰后，她们便在上面滑冰。她们也玩捉迷藏、跳绳。她们把那些到私立寄宿学校上学的“小姐”推倒或是用手使劲打人家的屁股，以此来羞辱那些女生，等等。

　　作为乡下小女孩，她的整个童年都是在户外度过的。她和男孩子一样能干活儿，比如锯木头，摘苹果，用剪刀一下子便割断老母鸡的脖子。唯一与男孩子不同的地方是：不让人碰“那个地方”。

　　她去镇上的学校读书，但只能是在农闲季节和她的兄弟姐妹们都身体健康的时候才可以。现在，她对教师严格要求学生们的礼貌习惯和卫生习惯印象深刻，如每天要检查衣领、手指甲，还要学生脱下一只袜子来检查脚是否干净（她总也拿不准老师会让她脱哪一只脚上的袜子）。除此之外，其余什么也记不得了。她对于学习没有什么兴趣。没有人“督促”孩子们学习，学习完全凭孩子们的自觉。家长送孩子上学，只不过是为了等待他们长大，等待他们达到能够自食其力的年龄。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