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的记忆(27)_安妮·埃尔诺

二七

　　R矢口否认，镇定自若地否认了一切，尽管在她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副手套和其他小玩意。她的英国寄宿家庭缴纳了二十英镑保释金，才让她免于在监狱里过夜。转周她就出庭受审。我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给她做无罪证明。我提前还锻炼了英语。我感到一种必胜的决心，就像面对考试一样。珀特纳一家觉得我很了不起。R的律师在结束辩护后，恳请法官看看被告的脸，那张脸上难道不是写满了无辜吗？他手指向她圆圆的脸，当时她留着珍·茜宝（Jean Seberg）那样的发型（因为我们刚看过电影《你好，忧伤》），同时他还想让大家相信：私人侦探的面孔讨厌凶恶，她的指控一定是诬告。

　　R被认定为无罪。我们的鲁莽行动，持续了两个半月，结局总算圆满。

　　我们以为社会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只是肉眼可见的一些事情。社会秩序的恢复打破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游戏泡泡。通过让R出庭受审，让我宣誓，英国教训了我们，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不当行为。法律层面的胜利，让我们很快忘记了这件事。R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与1960年发生在一个女孩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相比较，得出了一个很好的结论：这比怀孕要好。似乎我们很快就不再谈论此事。这是我们两个不光彩的秘密。

　　关于R，我记得的最后一个真实画面是，1971年8月底的一个早晨，一个穿着黄色连衣裙和蓝色开衫的无精打采的年轻女人，和丈夫、小女儿在圣奥诺雷—莱班温泉公园的一条小路上越走越远，最后上了一辆停在停车场里的DS汽车。

　　我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正是这段流逝的时光和这种一无所知，让我觉得可以讲述关于她的事情。仿佛半个多世纪前从我的生活中消失的那个女人人间蒸发了；或者说，除了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其他时间我不觉得她存在过。当我开始写关于她的事情的时候，出于一种潜意识的小心机，我一直未言明自己是否有权揭开她的秘密。在某种程度上，我收起了自己的顾虑，以便能够达到目前这样的状况，我知道不可能删除、放弃自己写的关于她的一切。这对于我所写的关于自己的内容是有帮助的。这就是与虚构故事的区别。现实和已经发生不留给我们任何商量的可能。过去记录在伦敦法院的档案中，有我们的名字，她是被告，我是辩护证人。

　　＊＊＊

　　我在英国做交换生时唯一一张照片，是R在芬奇利露天泳池帮我拍的。那是一张5×5厘米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我离得很远，坐在石板地面上，背景是田野和树林。我在想，这张照片上的我当时在想什么，在回忆什么，心里装着什么事？或者说，所有这些就注定了我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我已经成为什么样的人。

　　挽着像布里吉特·芭杜那样高耸蓬松的金色发髻，穿着一件塞尔福里奇比基尼，戴着太阳镜，摆出精心设计的姿势——一只手撑在石板地面上，另一只手自然地放在蜷起的腿上，这样的姿势凸显了我的丰乳细腰，但其实是因为胸罩里垫了“增大”泡沫衬垫。我看到一个令人销魂的女孩。安妮·D成功变成了大号版的夏令营金发辅导员，H的金发女孩。只不过她这个销魂女郎冷漠无情，暴饮暴食，没了月经，傲慢地拒绝了男性的靠近。1960年8月18日的信中写道：“在泳池里，我和三个男孩说话了，一个瑞士人、一个奥地利人、一个德国人。很有趣，很有意思，但是他们的暗示让我望而却步，我们的关系没能更进一步。”

　　夏令营的回忆尘封了。R这个“真实的女孩”的存在让“一无是处的女孩”的过去不值一提。无法向R倾诉，我只能选择遗忘。在她身边，我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体面。无论她生理上是否失去了贞操，妓女又变成了“真正的女孩”。现在谁还记得之前那一个？真的没有人。

　　当她闭着眼睛躺在浴巾上的时候，照片中的女孩感觉“自己已经脱胎换骨”，正如我后来在信中所写的那样。我想童年的画面一定划过她的脑海。因为正是在伦敦，某天下午，天上飞机的轰隆声让她想到了战争时期的狂轰滥炸，街上让人惊慌失措的警报声，可她却有一种甜蜜的感觉。因为她远远地看到了父母，他们在小店里，老了，有点呆呆的，善良依旧。离别让她感受到她对父母的爱。似乎现实与记忆有很大差距。

　　我开始培养自己变成一个文人墨客，一个某天会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的人，仿佛这些经历就应该被记录下来。

　　1960年8月底或9月初的一个周日下午，我独自坐在伍德赛德公园站附近的公共花园的长椅上。天气晴朗。孩子们在玩耍。我带了写作的纸笔。我开始写小说。我可能写了一两页，或者更少。也许只有这个场景：一个女孩和一个男人躺在床上，她起身离开，去了市里。

　　这个开头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我仍然清楚地记得第一句话：马儿在海边慢慢地踱步。

　　在珀特纳家，我在电视上曾经看到一个让我非常不安的场景。我看到两匹马在海滩上仰头、直立行走的慢镜头。通过这个画面，我感受到时间被延长的感觉，从而我觉得性行为的画面也被慢放了。如果以两年后我写的那篇非常短的小说为例（小说开头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我想在小说里讲述的，不是我和H的真实故事，而是一种远离尘世的方式，而是在现实世界不懂如何为人处世的状况。写作是一个巨大而模糊的事情，所以我没能在接下来的日子继续写作，可能是要让我在未来开启文学（或哲学，因为波伏瓦，我有些犹豫）学习生活的时候再来完成我的小说吧。R完全不知道我有写作的想法。我相信如果她知道了，肯定会竭尽全力让我了解自己的野心是多么的疯狂。

　　我想知道，开始写这本书时，我是不是被伍德赛德公园站附近花园里的画面吸引了，那个坐在长椅上的女孩，仿佛夏令营那一夜之后发生的种种，一件接一件，逐渐促成了那时的写作行为。走过一段难熬的岁月，我来到了写作的港口，写了这个故事。最终形成一个有教益的示范，重要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面对发生的事情，我们如何应对。我所写的一切，都属于那些令人安心的信念，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信念注定会越来越根深蒂固，但事实上，这一切的真实性是无法确定的。

　　＊＊＊

　　1989年1月的一个周末，我和几位作家去伦敦参加在巴比肯中心举行的文学活动。周日上午是自由活动时间，我乘坐北线到东芬奇利，然后乘坐公共汽车。我向司机询问格兰维尔路站在哪里，那里离珀特纳家最近。到站前，我看到了游泳池。我走在肯沃大街上。珀特纳的房子在我看来比较小，也很普通。在塔利赫角购物中心，只剩下了沃尔沃斯超市。拉比茨烟草店已经不在了，电影院也不在了，当年电影院前贴着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突然之间，去年夏天》电影的海报，让我十分想看那部电影（十年后我才看），而且在那里不进电影院看电影也能买到大包的爆米花。我坐地铁回到伍德赛德公园站。我记得当时没看到那个花园。回去后，我在日记中写道：“所有的与会者都去了博物馆，只有我去了曾经生活过的北芬奇利。我对文化不太感兴趣，对于我来说，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把握生活，抓住时间，去理解，去享受。”

　　这就是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事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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