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的记忆(22)_安妮·埃尔诺

二二

　　卡拉-纳格或迦利，她不想成为荡妇或怪胎，相反，她想做一个符合培训要求的好辅导员，跟其他人一样，沉浸在“同事间真诚以待”的氛围中。但是，为什么选择迦利这样的凶恶女神形象来指代她，而别的女生辅导员都是花的名字，比如茉莉花、雏菊等，难道不就是想把她排除在外吗？我不知道她是否在自欺欺人，她是否认为付出就会改变现状？她为了掩盖暴饮暴食的恶习，在餐桌上拒绝进食，但却贪婪地盯着别人的盘子。坐在草坪上吃下午茶时，她终于忍不住狂吞孩子们丢给她的黄油面包片和木瓜泥，他们不想吃这些东西，所以很乐意分享给她。她强装对自己辛苦组织的游戏感兴趣，丝毫不敢流露自己的苦恼，她想逃，但是又能逃去哪儿呢？她需要给她带的十二个孩子编排《胡桃夹子》芭蕾舞剧，让他们在家长会上表演。家长们都是鲁昂港的码头工人，他们顺便带来了几公斤香蕉，她直接把自己填饱。她一直压抑着自己与所处环境格格不入的感受，不断约束着自己的行为。

　　维奥莱特，一个很矮的女孩，头发卷卷的，很可爱，她直截了当地问我，什么样的母亲是不称职的？克劳黛特，总是神经兮兮的，对一切都不满，在宿舍晚安吻别时猛地抱住了我；玛丽斯，她对别人总是骂骂咧咧，被骂的时候笑得牙龈都露出来了；还有那个聪明的淡褐色头发的女孩，留着平齐式发型，读过《小王子》，等等。在我回忆在伊马雷夏令营负责的十岁至十二岁女孩的脸时，我发现无法读懂她们的面部表情。我的内心冰冷，拒别人于千里之外。

　　1959年夏天的那个迦利、卡拉-纳格是没有感情的。她拒绝孩子们流露出的感情，自己像牲口一样，无法对这种感情给予回应，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她对危险无动于衷，在休息日独自穿过树林去参观一个小教堂，搭便车。她差点被一条蝰蛇咬伤，因为她没有戴眼镜，所以没有看到，蝰蛇就在离她网球鞋一毫米远的地方，她写道：“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被咬了，孩子们让我回营地，我拖拖拉拉不想回。你能想象吗？我知道自己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也并没有感觉害怕。”

　　她也不再思考些什么，仿佛生活在一个神秘感和味道都消失的世界里。她无法回应现实，只能表达出痛苦的、不恰当的情绪——当她以为自己弄丢了一封尚未打开的母亲的信时，差点哭了。

　　归根结底，她希望自己一直是一个少女，正如在一封关于夏令营十四岁女孩们的信中所写的那样：

　　“我真的很羡慕她们。她们不知道现在是最好的年华。不知道自己人生哪个阶段是最幸福的，真的很愚蠢。”

　　自我书写是为了保证人生的延续性，现在再审视这个表达时，发现一个一成不变的缺陷：人们在当下无法理解所经历的事情，当下的那种未知会攻陷每一句话，每一个说法。被孩子们称为迦利的女孩，和他们一起在乡间小路上徒步远行，唱着“夏令营呀，鲜花盛开的家呀”，她不知道，也无法说明“哪里出了问题”，她就想大吃大喝。

　　一天下午，她独自一人在宿舍里，便从一个女孩的柜子里偷了糖果。受害人控诉班里的其他女孩，最后不了了之。迦利辅导员自然不会被怀疑。一定是另一个女孩，无法抑制冲动，有了偷窃行为。但今天的我仍旧能看到床头的木柜，记得宿舍里的寂静无声。任何关于别人偷窃的想法，便不攻自破。我不知道自己偷了多少糖果，只知道当场就把它们吃光。

　　9月初，她接到通知去参加鲁昂小学教师师范学院的学士入学考试。虽然她感觉自己关于友谊的口头表达很优秀，但是她确信自己会因为绘图测试和潮汐发电厂的总结报告而落选。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在二十名被录取学生中排名第二，一共有六十名考生报考呢。她觉得这个排名明确地预示了她的命运。

　　那个9月下午的画面：我坐在伊沃托家里自己房间的床上，面对着带镜衣柜，放着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这是父母的朋友送给我的唱片，是为我准备的音乐，那一刻，它与我的胜利太搭配了。我陶醉在成功的纯粹喜悦里，疯狂地庆祝着成功，伴随着维也纳的音乐，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仿佛未来与世界就在脚下，在等着我。这是一个盲目的时刻，大错特错的时刻，下一刻便是错误的开始。

　　那个星期天的晚上，她把师范学校规定的必备行装分别放置好，每一件都标上了姓名首字母，然后她就躺下睡觉了。她觉得床太短了，夹在粉红的墙壁之间，小房间的门顶和门底都是敞开的，就像一个柔软的装布娃娃的盒子。那一刻，她是否想过她来到了在夏令营时就心心念念的地方了？是否想过她成了师范大学生，就像金发辅导员那样？

　　我对师范学校的很多记忆是零碎的：入口门廊、宿舍、食堂、院子和体育馆等，都是些经常去的地方。我经常浏览的网站能够提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全景和建筑概述。它建于1886年，占地19000平方米，可以俯瞰整个鲁昂，直到圣凯瑟琳海岸。这里有花园、玫瑰园、运动场、阶梯教室、音乐舞蹈室。主楼三面圈出庭院，主楼正面延伸出一个玻璃挑棚。学校1990年关闭，损坏严重，木蕈长满各处角落。该省在2014年以400万欧元的价格将其出售给马特穆特保险公司，后者后来把它打造成了一个集四星级酒店、会议中心、公园等为一体的建筑群。一张照片显示，一楼的窗户被砖头封住，其他楼层的玻璃破损不堪，处处杂草丛生。

　　我并未感到一丝丝悲伤。

　　这座建筑于我而言，变成了一座金光闪闪的监狱，一个令人窒息的茧。可是开始的时候，却并非如此。1960年2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下午，我拎着行李箱沿着鸟场街一直走到火车站，满心雀跃。我不自觉地认为这个地方华丽宏伟，设施丰富，总之，这个机构的完美，一定让师范生安妮·杜切斯内兴奋不已，让她觉得这个地方的地位高于夏令营。毫无疑问，她向父母详细描述了这里的一切，尤其是向父亲，让他为女儿生活在这样一个福地而感到开心。她描述了丰盛多样的饭菜，十点钟提供的黄油饼干，宿舍的中央供暖，免费的各种福利，从卡介苗到换鞋底，还有学年末发放的津贴。（回忆这种美好的、有计划的自给自足，让我理解了苏联体制的性质，后来也理解了很多俄罗斯人为什么对此十分怀念。）

　　她十九岁才开始住校，但她很快就习惯了这个基本全由女性组成的小小世界的严格管控。只有历史老师和尼古拉两个男人，尼古拉擅长修修补补，但是长相丑陋。每天早上，透过隔板的下端，她都能看到隔壁女孩光着脚丫子洗衣服。从早到晚，满眼都是女孩子，悲伤和厌烦，混杂着反感，慢慢在心中聚集。当她掀开厕所垃圾桶的盖子，看到陌生人扔的带血的卫生巾，恶心不可遏制——她已经一年多没有看到过这个东西了。

　　R也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但她可以像其他一些住在鲁昂或其郊区的学生一样，当走读生。我见过她了，在一个新的环境中，老同学的存在给人一种安全舒服的感觉。这种曾经同窗的记忆从一开始就让我们之间形成一种默契，一起对其他女孩和学校品头论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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