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甸之东(171)_约翰·斯坦贝克

一七一

　　▼第四十六章

　　有时候，萨利纳斯河谷在十一月也会下雨，但并不常见，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罕见，以至于《日报》或《索引报》或这两家报纸都会对此发表社论。一夜之间，山坡变得柔嫩青翠，空气也好闻起来。从农业角度来看，这个季节的雨不是很好，除非它能一直下，可那就更罕见了。常见的是干燥的天气卷土重来，茸毛般的嫩草逐渐枯萎，或是被一点霜冻冻得卷起来，草种便全浪费了。

　　打仗的那几年雨水丰沛，很多人把这怪异反常的天气归咎于在法国射出的大炮。不少报道和辩论都认真讨论了此事。

　　第一年冬天，我们派去法国的军队还不多，可我们还有数百万人正在接受训练，随时准备开赴战场。

　　战争带来了痛苦，也令人激动。德国人势不可当。事实上，他们再次获得了主动权，有条不紊地向巴黎挺进，天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被拦住——要是还有人能拦住他们的话。潘兴将军会拯救我们的——要是我们还有救的话。他穿着漂亮的军装，修长挺拔的身姿每一天都会出现在每一份报纸上。他的下巴仿佛是用大理石凿出来的，他的外套上一条褶子也没有。他是完美的军人形象。没人知道他真实的想法。

　　我们很清楚，我们不能输，可我们似乎就要输了。你现在买不到面粉了，白面粉是买不到的，除非搭着买四倍数量的黑面粉。那些买得起的人用白面粉做自己吃的面包和饼干，用黑面粉做喂鸡的面糊。

　　国民自卫军在老C连的训练场上演习，这些五十岁以上的男人不能算当兵的好材料，但他们每周做两次健身操，戴着国民自卫军的徽章和海外作战部队的帽子，相互喊着口令，无休止地争论到底应该由谁来当长官。威廉·C.伯特在训练场做俯卧撑做到一半，当场倒地而亡。他的心脏承受不了了。

　　还有那些“一分钟男人”——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他们总在电影院和教堂发表支持美国的一分钟演讲——他们也戴徽章。

　　女人们卷着绷带，穿上红十字会的制服，个个都认为自己是善良天使。每个人都在给什么人织东西。有织腕套的，这些羊毛短腕套能阻止冷风从士兵们的袖口吹进去；还有织面罩的，只在面罩前留一个看东西的洞，这样的设计是为了防止新式铁皮头盔被冻到头上。

　　每一块真正上好的皮革都被拿来做军官的靴子和山姆·布朗式皮带了。这种皮带帅气得很，只有军官才能系。它有一条宽带子和一条横过胸口从左肩章下穿过的细带子。我们是从英国人那里照搬来的，可就连英国人自己也忘了它们原本的用途，大概是用来挂沉重佩剑的吧。如今，除了游行，没人佩剑了。可无论哪个军官，要是没有系着山姆·布朗式皮带，那就绝不会愿意战死沙场。一条好皮带的价格高达二十五块钱。

　　我们从英国人那儿学来的还有很多——要不是他们打仗厉害，我们才不学呢。男人们开始学着把手帕塞在衣袖里，一些纨绔的中尉还拿上了手杖。但有一样东西我们抵制了很久，就是腕表，戴着简直太蠢了。看来，我们在这方面永远也不会学英国佬的。

　　我们也有内部的敌人，我们时刻保持着警惕。圣何塞最怕间谍，萨利纳斯也不能落后——萨利纳斯的发展情况不允许它落后。

　　芬切尔先生在萨利纳斯做手工裁缝大概二十年了。他又矮又胖，满嘴口音让人听了发笑。他盘腿坐在阿里萨尔街他那间小缝纫店的桌子旁边，傍晚走路回家，他家是中央大道上的一幢小房子，和缝纫店隔很远。他仿佛永远在给自己的房子和房前的白色尖头栏杆刷着油漆。之前从未有人深究过他的口音，直到战争来临，我们突然全都明白了。那是德国口音啊。我们也有自己的德国人了。他倾家荡产买了战争债券，可这对他毫无帮助。这种障眼法未免太简单了。

　　国民自卫军不接收他。他们不想让间谍知道他们保卫萨利纳斯的秘密计划。而有谁又想穿敌人做的衣服呢？芬切尔先生从早到晚坐在桌旁，无所事事。于是，他把同一块布料缝好再拆开，缝好再拆开，周而复始，一遍又一遍。

　　我们把所有能想出的残忍手段都用在芬切尔先生身上。他就是我们的德国敌人。他每天从我们的房子前经过。以前，他跟每个大人、小孩和每条狗都打招呼，大家也都回应他。可现在，没人跟他说话了，我能想象出他胖胖的孤单身影和满脸自尊受挫的表情。

　　我的小妹妹和我也没有放过芬切尔先生，那段令人无地自容的回忆至今还让我一想起就浑身冒汗，喉咙发紧。有天傍晚，我们站在前院的草坪上，看见他胖胖的身影迈着小小的步子走来。他的黑色毡帽刷得干干净净的，方方正正地戴在头上。我不记得我们有没有事先商量过计划，但应该是有的，否则不会执行得那么顺利。

　　他越走越近，妹妹和我并肩慢慢走过马路。芬切尔先生抬起头，看到我们朝他走去。他走来时，我们在路边排水沟停下脚步。

　　他粲然一笑，说道：“晚上好，约翰。晚上好，玛丽。”

　　我们肩并肩僵直地站着，异口同声喊道：“德皇万岁！”

　　如今，我仿佛还能看到他那张脸，他天真的蓝眼睛里流露出惊诧的神色。他想要说点什么，可还没张口就哭了。他甚至没有掩饰自己的泪水。他就这么站在那儿啜泣。接着，你知道怎么了吗？玛丽和我转过身，脚步僵硬地穿过马路，走进了我们家的前院。我们感觉很难过。至今我一想起来仍然如此。

　　当时我们太小了，不可能真的对付芬切尔先生。那得要身强力壮的男人——差不多三十个吧。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们在酒吧碰头，排成四列队伍，在中央大道上游行，齐声大喊：“冲啊！冲啊！”他们推倒了芬切尔先生家白色的尖头围栏，烧毁了房子的前面。没有哪个拥护德国皇帝的狗崽子能从我们手里逃脱。到了这个时候，萨利纳斯终于可以在圣何塞面前抬起头了。

　　这当然也让沃特森维尔忙碌起来。他们给一个波兰人身上抹上沥青，粘上羽毛，只因为他的口音让他们误以为他是德国人。

　　我们萨利纳斯人在战争期间做了各种无法避免的事情，产生了各种无法避免的想法。我们一听到好消息的流言便欢呼雀跃，一听到坏消息就吓得要死。每个人都有必须私下传播的秘密，唯有如此，才能保持其秘密的本质。我们的生活方式像往常一样发生了改变。工资和物价上涨了。一丁点关于物资短缺的风吹草动就能让我们去抢购、囤积食物。优雅娴静的夫人们为了一罐西红柿大打出手。

　　但生活也不全是糟糕的、卑劣的、歇斯底里的。英雄主义仍然存在。有些可以不入伍的人也参了军，还有人出于道德或宗教的原因原本是反对战争的，可最终还是走上了随之而来的受难之路。有人穷尽一切支援战事，因为这是我们最后的战斗，打赢了它，我们便能像拔出肉中刺一样，消除这世上的战争，这些荒唐的蠢事便再也不会发生了。

　　战场上的牺牲毫无尊严可言。大部分时候不过是血肉横飞，结果肮脏不堪。可当传达噩耗的电报被送到某一个家庭时，在那悲伤、无助和无助的悲伤中，却表现出了一种伟大甚至是美好的尊严。无话可说，无能为力，只有一个愿望——我希望他死的时候没有遭罪——多么凄凉又无可奈何的愿望。这世上确实有些人，当他们的悲伤开始减轻后，他们会渐渐把它变成自豪，并因自身的损失而认为自己越来越重要。这些人中有的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以此获利。这是自然发生的，就像人生目标是赚钱的人自然要发战争财一样。没人会因此指责他，但大家也都期待他会拿出战利品的一部分去投资战争债券。我们认为，我们在萨利纳斯已经投入了一切，甚至包括悲伤。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