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童话(5)_伊塔洛·卡尔维诺

五

　　附于本书最后的注释解释了我加在每则童话后面的地名，还列举出我见到的用其他意大利方言写成的版本。通过这些注释，读者将会更加明确，每则童话后面标注的“蒙费拉托”、“马尔凯”或“奥特兰多地区”等字样并不意味着这个童话就属于蒙费拉托、马尔凯或奥特兰多地区，而只说明我用的这个版本来自于上述地区，因为在我所掌握的众多版本中，这一个在我看来不仅是最优美、最丰富、讲得最好的，而且还能植根于当地的土壤中，吸收更多的养料，从而变得更具有蒙费拉托、马尔凯或奥特兰多地区的特征。

　　但请不要以为具备这些条件的版本在每个大区的资料中都同样丰富。应当指出的是，早期民俗学者收集和出版这些故事的动力来自于将它们与当时的书面文学进行“比较”的热情，因此他们把重点放在这些故事的相似性上，而不重视它们的差异，他们突出某一主题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证据，而忽视对具体地点、时期及讲述者本人方言特点的界定。我在本书中对地理位置的判断有时是绝对明确的（如对西西里地区很多童话的判断），但有时却显得武断，只是依据注释中的参考文献而断定。

　　我已经预见到会有很多批评正等待着我。那些热衷于纯粹民间文学的人将不会原谅我“插手”这件事，哪怕仅仅是一种“翻译”的奢望。而另一些人又拒绝接受“民间诗歌”这个概念，指责我扭扭捏捏、缺乏魄力和懒惰，批评我拘泥和过分依赖于原始资料，总之就是没有利用使我备受启发的民间题材去创作一部完全属于我自己的作品，就像我们传统中古典短篇小说集那样，或者像十八世纪的文学童话、浪漫主义童话或者像安徒生童话那样的作品。

　　对这些不满的言辞我不会无动于衷，因为其中也传达出我自己的不满，在工作中它们经常会袭上我的心头，多少次当我面对满纸要被翻译的方言时，都觉得这无异于宣判它们的死刑；多少次当我面对翻译过的童话时，我找不到任何证据来应对我对自己的反问：我是不是不应该为拯救它而从头到尾地以全新的手法和想象去改编它。

　　然而，我的工作不能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进行。就前文提到的第二种反对意见，我根本没有仔细考虑过：幸福地创作自己的作品就从未被列入过我的工作计划。我再说第一种反对意见，我已预感到这将是最重要的意见，即我对原始文本进行干涉的合理性。当然，试图翻译民间方言诗歌会是一种很荒唐的事，因为那要面对的是诗句，其词语都有自身的价值。而童话却享有很大的可译性，这是叙事文学的特权（如果我们愿意，也可以称之为局限性）。

　　这本书的诞生有其明确的目的，就是要让所有意大利读者（及外国读者）都能领略到包含在不是能被所有人解读的方言文本中的那个奇异世界。用方言编成的童话集已经存在（虽然不易找到），但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其中有一些书的编纂并非全出于专业兴趣。我希望我的这本书能使一些读者产生研究和阅读这些童话集的愿望，并且也许会使某个出版社愿意重新出版这些书。

　　但是，一种单纯的、简单的翻译就足够了吗？我们应该记得，每个大区的童话集都有着各自的编辑原则：因布里亚尼和皮特雷采集或请别人代为采集童话时，都要求绝对忠实于出自讲述者之口的细微变化、口头语气、习惯用语、难以理解的词汇，甚至是语病；而孔帕雷蒂和维赞蒂尼①在用意大利语出版短篇小说集时，就时常采用冷静概述的形式；贡赞巴赫和施耐勒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是用德语，而安德鲁斯②则是用法语这样做；德尼诺把用意大利语写成的阿布鲁佐童话与活泼的“通俗”文学笔调结合为一体；佐尔祖特③把他的童话还原为弗留利方言，都中规中矩，只是仍保持着书面文学的样式，有些唯美；蒙塔莱的皮斯托亚地区（涅鲁齐那部美妙至极的著作即来自于这里）仿佛在以一种与意大利所有地方都不同的方式讲述童话，即详细、繁复，甚至是冗长的。我的工作即是努力把这些成分复杂的材料编成一本书，努力去理解和挽救每则童话中的“不同”，这种不同来自于当地讲述的方式，来自于讲述者个人的口音以及取舍（保持故事的完整性），这种“不同”也来自于民俗学者采集童话的方式和在其中的干预。

　　﹛①Isaia Visentini，编著《曼托瓦童话集》（Fiabe Mantovane），其中收录童话五十篇和其他一些民间文学作品。﹜
　　﹛②Andrews，英国作家，旅居意大利蒙托内，用法文翻译出版《利古里亚故事集》（Contes Ligures）。﹜
　　﹛③Dolfo Zorzùt，意大利作家，于1924至1927年间出版弗留利方言童话集。﹜

　　这里我要单独谈一谈托斯卡纳的童话。我从意大利其他地区方言翻译童话的方法（以及改写我找到的童话译本的方法）都用在托斯卡纳大区的童话中。因为托斯卡纳人所讲的方言与别的地区所讲的方言一样也是方言，与别的方言一样不同于意大利语，有时还更艰涩难懂。所以在我的书中是不能有这样的句子的：“Sentu un ciàuru di carni munnana（我闻到了人肉的味道）”，也不能出现：“Pinto e incoraggito dagli sberci della moglie, a bruzzolo il pescatore rideccolo al lago（在妻子大喊大叫的催促下，渔夫立刻鼓起勇气回到了湖边）”。

　　当然，处理托斯卡纳方言的文本是最难的一项工作，其结果存在最多争议，其译本也最容易与原文进行比较，这常会让我大吃苦头。此外，对于很多文本，我还要尽量削减它们的语言特色（与我平时对于其他方言的态度相反），把它过于丰富、色彩浓烈和惹人喜爱的词汇变得干瘪苍白一些。这项我并不情愿去做的工作其实是一种关系到文学道德的行为，因此工作中我不仅要照顾到词语的作用、措词的文雅和通篇的和谐，还要严格保证，每做一件事都要有助于“放弃”原有的风格，体现文本中最重要的东西。

　　总之，我对每则童话中所作的干预的程度和性质都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文本对我的启示。有时文本令我肃然起敬，使我只能努力一字不差地翻译它（如普里亚地区的《五个浪子》，西西里地区的《谋生在外》和《不幸的姑娘》，寓意深刻的《理发师的时钟》），有时文本又像一个纯粹的出发点，让我进行一次风格的尝试（如在幼儿童话《大布袋里的小男孩》中，人物姓名和儿歌都出自我的笔下；在《瘸腿魔鬼》中，或许是为了不与马基雅维里的《贝尔法戈尔》进行文学的比较，从而消除敬畏之心，我接受了文本中一些粗俗内容的启示，进行改编。在圣安东尼奥的撒丁岛传说中，我利用翻译的机会，“配置”上了自己的叙述；在利古里亚童话中，有一篇的内容平淡无味，于是我就发挥想像，编出了一个我不曾拥有的方言文本，等等）。有时我为童话中那些通常没有名字的人物起名字，这样做足以使这则童话在诗意的阶梯上跃上一级新的台阶。

　　在我整个工作过程中，我时刻遵循着为涅鲁齐所钟爱的那句托斯卡纳谚语：“若要故事好听，就得加以润色。”所以，民间故事的价值就是由讲故事的人一次一次反复编织出来的，人们口口相传，不断为它增加新的内容。童话沿着一条没有尽头的无名长链不断传播着，我也希望成为这条长链上的一个环节，然而这每一个环节都永远不应该只是纯粹的工具或被动的传播者，而要成为真正的“作者”（在这一点上，上述谚语与克罗齐的观点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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