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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卫的这个措辞是在影射自己吗?尽管他的回忆录没有透露太多,我们依然能看出,人类世界对大卫并不友好。据历史学家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描述,大卫的父母把大卫送进寄宿学校,“女孩们不怎么喜欢(他)。据说其他男同学有时会在夜里坐进篮子,被拉上(女生宿舍),这种篮子原本是向高楼层输送燃料的工具”。而大卫呢,一次也没体验过搭乘篮子的美妙之处。

  等他再大一些之后,外面的世界变得更糟了。他在回忆录里提了几笔:一次在冰池滑冰时,他和一个比他个头小得多的男孩打了起来;他想唱歌,却被音乐老师劝退;十六岁那年,他加入棒球队,却在某次俯冲接高飞球之后受伤并退出,他“摔断了鼻子,而且因为当时没有固定好,所以从那以后鼻子一直有点歪”。他的第一份教学工作也并不如意,学生是附近镇上一群不听话的男孩。大卫试图让课堂看上去像点样子,于是用一根木质教鞭控制课堂秩序。他会挥舞教鞭,让学生集中精神,有时也会用它来惩罚表现最差的学生。直到有一天,学生们开始反抗,他们朝大卫最信赖的教鞭撒气,一把火烧掉了它。

  大卫在回忆录中说,他将注意力转向独自一人的消遣——阅读冒险小说和诗歌,让自己专注于“攥紧双手闯关”的任务。但即便是在独处时,外界的混乱依然会向他发起冲击。十一岁的某一天,大卫正兴高采烈地“沉浸在最喜欢的烧树桩任务中”,这时他的姐姐露西娅突然出现在自家农舍的门口。据大卫回忆:“她朝我大声喊道,如果你想见你哥最后一面,你就必须立刻赶回屋里。”

  大卫感到困惑:鲁弗斯现在不该在家的。鲁弗斯是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刚刚加入北方军队。不过,还没踏足战场,让这份信念接受战火的洗礼,他就在训练营患上了一种怪病。这种病很快蔓延到他的全身,引起了高烧,还让他的皮肤长满了玫瑰色的疹子。这在那时是病因不明也无药可医的绝症,只是简单地被称为“军营热”(几十年后,人们才把它命名为斑疹伤寒)。

  大卫走到哥哥的床边,鲁弗斯的眼神曾像指南针一样犀利,现在却变得涣散,无法聚焦。大卫在床边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祈祷命运为哥哥的身体再注入一些力量。

  第二天早上,鲁弗斯再没醒来。

  “我还记得,他的英年早逝让我陷入长久的孤独和沮丧,”大卫写道,“多少个夜晚,我梦见哥哥没死,毫发无伤地回到我身边。”

  ***

  鲁弗斯死后,大卫的日志突然迸发色彩。他小心翼翼地绘制野花、蕨类、常春藤和荆棘,以及任何自然的片段。这些画作就像是他从世界中扯下的碎片,没有艺术性可言,到处都是铅笔印、墨点、橡皮擦痕,以及上色时用力过猛留下的划痕。我们可以从这份用力过猛中看出他的着迷、他的绝望,他用尽全身力气去把握未知事物的样子。他在每幅画作下面都标出该种植物的学名,在这种时候,他的笔锋突变,字母流畅翻转,似乎多了一份胸有成竹的意味:Campanula rotundifolia(圆叶风铃草)、Kalmia latifolia(山月桂)、Astragalus canadensis(加拿大黄芪)。大卫描述了说出这些学名时激动的心情,一种尽在掌控的胜利感觉。“它们的拉丁语名,”他写道,“就是舌尖上的蜜糖。”

  心理学家研究过这种现象——收藏这一行为在人痛苦时能够带来的甜蜜慰藉。心理学家维尔纳·明斯特伯格在数十年中采访了多位有收藏癖的人,并在《收藏:难以控制的激情》(Collecting: An Unruly Passion)一书中写道,在一个人经历某种“分离、失去或伤痛”后,其收藏欲通常会变得格外狂热。每获得一件新的藏品,收藏者就陷入一种“无所不能”的幻觉之中。格拉纳达大学的弗朗西斯卡·洛佩斯-托雷西利亚斯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收藏者,她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人们在沮丧或焦虑时,会通过收藏行为来缓解伤痛。“当人们心中感到无助时,”她写道,“强迫性的收藏行为能让他们感觉好一点。”而唯一的危险,明斯特伯格警示道,就是似乎存在一条界线,任何强迫症都是如此。一旦越过该界线,收藏就会从“令人喜悦”转变为“让人倾家荡产”。

  ***

  大卫又长大了一些,肩膀变得宽厚,双唇变得丰满,对新物种的热情却只增不减,但似乎没有人在意他的喜好。不管他多么努力地研究,不管他熟知多少新物种的名称,不管他发表多少篇分类学论文,“学校里都没人关注我的这一兴趣”。他就读于康奈尔大学,仅用三年时间就先后取得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却在找工作时遇到了麻烦。大学都想招揽左右逢源的教员,那种具备纵横课堂的魅力和气势的人。大卫热衷的那套安安静静探索自然的活动,他那种手肘沾满尘土,膝盖布满擦伤的认真钻研态度,被贬作儿戏。

  对大卫来说,他的一辈子可能就是这样了。他不顾一切地收集花朵,而整个世界并不认可这一使命的价值。年复一年,他将自己埋入根深叶茂的孤独中。

  假如他没踏上佩尼克斯岛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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