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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伤心情歌手

  我发现托尼·加德纳坐在游客当中的那天早上,春天刚刚降临威尼斯这里。我们搬到外面广场上来刚好一个星期——跟你说,真是松了口气,在咖啡厅的最里面演奏又闷又挡着要用楼梯的客人的路。那天早上微风习习,崭新的帐篷在我们身边啪啪作响,我们都觉得比平时更加愉悦和精神,我想这种心情一定反映在我们的音乐里了。

  瞧我说得好像我是乐队的固定成员似的。事实上,我只是那些个“吉卜赛人”中的一个,别的乐手这么称呼我们,我只是那些个奔走于广场、三个咖啡厅的管弦乐队里哪个缺人,就去哪里帮忙的人中的一个。我主要在这家拉弗娜咖啡厅演奏,但若遇上忙碌的下午,我就要先和夸德里的小伙子们演奏一组,然后到弗洛里安去,再穿过广场回到拉弗娜。我和这三支乐队都相处得很好——和咖啡厅的服务生们也是——在别的哪个城市,我早就有固定职位了。可是在这里,传统和历史根深蒂固,事情都倒过来了。在其他地方,吉他手可是受人欢迎的。可是在这里?吉他手!咖啡厅的经理们不自在了。吉他太现代了,游客不会喜欢的。去年秋天,我弄来了一把老式椭圆形音孔的爵士吉他,像强哥·莱恩哈特①弹的那种,这样大家就不会把我当成摇滚乐手了。事情容易了些,可经理们还是不喜欢。总之,实话告诉你吧:倘若你是个吉他手,就算你是吉他大师乔·帕斯,也甭想在这个广场找到一份固定工作。

  ﹛① 二十世纪欧洲爵士吉他巨匠,吉卜赛人,出生于比利时。﹜

  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原因:我不是意大利人,更别说是威尼斯人。那个吹中音萨克斯风的捷克大个子情况和我一样。大伙儿都喜欢我们,乐队需要我们,可我们就是不符合正式要求。咖啡厅的经理们总是告诉你:闭上你的嘴,只管演奏就是了。这样游客们就不会知道你不是意大利人了。穿上你的制服,戴上你的太阳镜,头发往后梳,没有人看得出来,只要别开口说话。

  可是我混得还不错。三支乐队都需要吉他手,特别是当他们与竞争对手同时演奏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个轻柔、纯净,但是传得远的声音作背景和弦。我猜你会想:三支乐队同时在一个广场上演奏,听起来多混乱啊。可是圣马可广场很大,没有问题。在广场上溜达的游客会听见一个曲子渐渐消失,另一个曲子渐渐大声,就好像他在调收音机的台。会让游客们受不了的是你演奏太多古典的东西,这些乐器演奏版的著名咏叹调。得了,这里是圣马可,游客们不想听最新的流行音乐。可是他们时不时要一些他们认得的东西,比如朱莉·安德鲁斯①的老歌,或者某个著名电影的主题曲。我记得去年夏天有一次,我奔走于各个乐队间,一个下午演奏了九遍《教父》。

  ﹛① 英国著名电影和舞台剧演员、歌唱家。﹜

  总之就是在这样一个春天的早晨,当我们在一大群游客面前演出的时候,我突然看见托尼·加德纳,独自一人坐在那里,面前放着一杯咖啡,差不多就在我们的正前方,离我们的帐篷大概只有六米远。广场上总是能看见名人,我们从来不大惊小怪。只在演奏完一曲后,乐队成员间私下小声说几句。看,是沃伦·比蒂①。看,是基辛格。那个女人就是在讲两个男人变脸的电影里出现过的那个。我们对此习以为常。毕竟这里是圣马可广场。可是当我发现坐在那里的是托尼·加德纳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我激动极了。

  ﹛① 美国著名演员、导演。﹜

  托尼·加德纳是我母亲最喜爱的歌手。在我离开家之前,在那个共产主义时代,那样的唱片是很难弄到的,可我母亲有他几乎所有的唱片。小时候我刮坏过一张母亲的珍贵收藏。我们住的公寓很挤,可像我那个年纪的男孩子有时就是好动,尤其是在冬天不能出去的时候。所以我就从家里的小沙发跳到扶手椅上这样玩,有一次,我不小心撞到了唱片机。唱针“嗞”的一声划过唱片——那时还没有CD——母亲从厨房里出来,冲我大声嚷嚷。我很伤心,不是因为她冲我大声嚷嚷,而是因为我知道那是托尼·加德纳的唱片,我知道那张唱片对她来说多么重要。我还知道从此以后,当加德纳轻声吟唱那些美国歌曲时,唱片就会发出“嗞嗞”的声音。多年以后,我在华沙工作时得知了黑市唱片,我给母亲买了所有的托尼·加德纳的唱片,代替旧的那些,包括我刮坏的那一张。我花了三年才买齐,可我坚持不懈地买,一张张地买,每次回去看望她都带回去一张。

  现在你知道当我认出托尼·加德纳时为什么会那么激动了吧,就在六米以外啊。起初我不敢相信,我换一个和弦时一定慢了一拍。是托尼·加德纳!我亲爱的母亲要是知道了会说什么啊!为了她,为了她的回忆,我一定要去跟托尼·加德纳说句话,才不管其他乐手会不会笑话我,说我像个小听差。

  但是我当然不可能推开桌椅,朝他冲过去。我还得把演出演完。跟你说,真是痛苦极了,还有三四首歌,每一秒钟我都以为他要起身离开了。可是他一直坐在那里,独自一人,盯着眼前的咖啡,搅呀搅,好像搞不清楚服务生给他端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的装扮与一般的美国游客一样,浅蓝色的套头运动衫、宽松的灰裤子。以前唱片封面上又黑又亮的头发如今几乎都白了,但还挺浓密,而且梳得整整齐齐,发型也没有变。我刚认出他时,他把墨镜拿在手里——他要是戴着墨镜我不一定能认出来——但是后来我一边演奏一边盯着他,他一会儿把墨镜戴上,一会儿拿下来,一会儿又戴上。他看上去心事重重,而且没有认真在听我们演奏,让我很是失望。

  这组歌曲终于演完了。我什么也没有对其他人说,匆匆走出帐篷,朝托尼·加德纳的桌子走去,突然想到不知如何与他攀谈,心里紧张了一下。我站在他的身后,他的第六感却让他转过身来,看着我——我想这是出于多年来有歌迷来找他的习惯——接着我就介绍自己,告诉他我多么崇拜他,我在他刚刚听的那个乐队里,我母亲是他热情的歌迷等等,一古脑儿全都说了。他表情严肃地听着,时不时点点头,好像他是我的医生。我不停地讲,他只偶尔说一声:“是吗?”过了一会儿我想我该走了,转身要离开,突然听见他说:

  “你说你是从波兰来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吧?”

  “都过去了。”我笑笑,耸了耸肩。“如今我们是个自由的国家了。一个民主的国家。”

  “那太好了。那就是刚刚为我们演奏的你的同仁吧。坐下。来杯咖啡?”

  我说我不想叨扰他,可是加德纳先生的语气里有丝丝温和的坚持。“不会,不会,坐下。你刚才说你母亲喜欢我的唱片。”

  于是我就坐了下来,接着说。说我的母亲、我们住的公寓、黑市上的唱片。我记不得那些唱片的名字,但我能够描述我印象中那些唱片套子的样子,每当我这么做时,他就会举起一根手指说“哦,那张是《独一无二》。《独一无二的托尼·加德纳》”之类的。我觉得我们俩都很喜欢这个游戏,突然我注意到加德纳先生的视线从我身上移开了,我转过头去,刚好看见一个女人朝我们走来。

  她是那种非常优雅的美国女人,头发优美,衣服漂亮,身材姣好,不仔细看的话不会发现她们已经不年轻了。远远地看,我还以为是从光鲜的时尚杂志里走出来的模特儿呢。可是当她在加德纳先生身旁坐下,把墨镜推到额头上去时,我发现她至少五十了,甚至不止。加德纳先生对我说:“这位是我的妻子琳迪。”

  加德纳太太朝我敷衍地笑了笑,问她丈夫:“这位是谁?你交了个朋友。”

  “是的,亲爱的。我们聊得正欢呢,我和……抱歉,朋友,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扬,”我立刻答道。“但朋友们都叫我雅内克。”

  琳迪·加德纳说:“你是说你的小名比真名长?怎么会这样呢?”

  “别对人家无礼,亲爱的。”

  “我没有无礼。”

  “别取笑人家的名字,亲爱的。这样才是好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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