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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贺拉斯注意到,卡尔·海因的身体——尽管已经在从白沙湾到渡口东端的码头的途中花费了两个小时,又在阿贝尔·马丁森的皮卡车上翻过第一山驶入法院(法院地下室上面的一排双开门中间就是停尸房和验尸官的办公室所在)后边的车道——但是,还没有完全解冻。尸体呈粉红色,像鲑鱼肉的颜色,眼珠已经翻过去了。身体依然十分健硕,肌肉厚实,胸膛宽阔,大腿上的四头肌十分突出,贺拉斯·威利不得不承认他所观察的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男性样本——六英尺三英寸、二百三十五磅、蓄须、金发,并且结实得像座雕像,他的身体零件仿佛是花岗石铸成的尽管在手臂和肩膀的连接区域还有一些原始、粗犷而野性的体毛。

  贺拉斯在记录卡尔·海因的生殖器官尺寸和重量的时候,心中翻搅起一种熟悉的嫉妒和自我厌憎的感觉。这个渔民没有割过包皮,他的睾丸紧实而且光滑无毛。它们被冰冷的海水托举得紧贴着身体,而他的性器,尽管被冻过,仍然至少有贺拉斯的两倍大,肥大而粉红,贴在卡尔的左腿上。

  这位岛县验尸官干咳了两声,绕着验尸床转了一圈。他开始有意识地让自己把卡尔·海因当作一名死者,而不是卡尔·海因来看待——因为这是有必要的。死者的左脚压在右脚下面,贺拉斯开始用力分开它们。死者胯下的韧带要用很大的劲才能拉开,贺拉斯也拉了。

  验尸官的工作就是要做一些大多数人做梦都不会做的事情。贺拉斯·威利平时的工作是一名家庭医生,圣佩佐岛上仅有的三名医生之一。他的工作对象有渔民、渔民的小孩和渔民的妻子。他的同僚都不愿意做检查尸体的事情,所以这份工作再无第二个人选,最终落在他头上。因此,他便有了这些经历;他看到那些多数人无法看到的事物。去年冬天,他在詹森西港看到一具被人发现的捕蟹人的尸体,尸体已经在冷水中泡了两个月。捕蟹人的皮肤变得几乎像肥皂一样;他的躯体仿佛是套在皮肤里面似的,像一种龙涎香①。

  ﹛① 一种漂浮在海边的灰色或黑色蜡状芳香物质,为鲸鱼的肠道分泌物,西方人常用来制作名贵香料。﹜

  在塔拉瓦岛上,他看见过那些面朝下倒卧在浅滩上的死尸。温暖的潮水已经冲刷了他们好几天,他们身上的皮肤已经松弛,脱离了他们的肢体。他尤其记得有一个士兵,手上的皮变得像近乎透明的手套一样;连指甲都已经脱落了。他们身上没有牌子①,但是贺拉斯总是有办法弄到相当完整的指纹以鉴别他们的身份。

  ﹛① 指美国士兵挂在颈部的身份识别牌。﹜

  关于溺亡,他是有些了解的。他在一九四九年曾看见过一个渔民,他的一圈脸都被螃蟹和鳌虾吃掉了。它们不断地蚕食那些最柔软的部位——眼皮、嘴唇,其次是耳朵——所以那些部位都呈深绿色。他在太平洋战争中也见到过这样的场景。还有些人死在潮水坑里,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身体在水下的部分完好无损,但是暴露在水面之外的部分却被沙蝇吃得只剩骨架。他还看到过一半被风干,一半只剩骨架的尸首,漂浮在南中国海上。他的下半部分被吃空了,而背部却被太阳烤干,渐渐变成褐色的革质。在坎顿岛沉船事件之后,周围好几英里的地方都漂浮着人的残骸断肢,连鲨鱼都弃之不顾。海军顾不上收集这些残骸;他们还有许多活人需要照顾。

  卡尔·海因是贺拉斯五年来负责验尸的第四个死去的刺网渔民。另外的三人中,两个死于秋季风暴,尸体被冲上兰溪顿岛的海滨泥滩。第三个人,贺拉斯还记得,是一件有趣的案子——那件事发生在一九五〇年,也就是四年前。一个叫瓦尔德林的渔民——阿莱克·瓦尔德林。他的妻子是在友睦港做房地产生意的卡劳斯·哈特曼的打字员。瓦尔德林和他的伙伴正在夏夜的月光下布网,他们在小型刺网船船舱檐下一起喝掉了一瓶波多黎各产的朗姆酒。然后,瓦尔德林似乎是想去朝海里撒泡尿,放空一下他的膀胱。他脱下裤子,却不小心掉进了海里。令他的伙伴惊慌的是,他只扑腾了两三下就完全沉入水下,从月光朦胧的海上消失了。原来瓦尔德林竟然不会游泳。

  他的伙伴,一个名叫肯尼·林登的十九岁小伙子赶紧跳了下去。瓦尔德林被自己的网挂住了,小伙子试图把他解救出来,但他却不断挣扎,尽管喝了朗姆酒之后有点儿昏沉,但是肯尼·林登还是设法用小刀把网割破、将瓦尔德林解下来并拖回海面。但是他所能做的仅此而已——瓦尔德林的生命已经结束了。

  有趣的是,贺拉斯记得,纯粹从技术上来看阿菜克·瓦尔德林并不是湖水而死的。尽管吸入了大量的海水,但是他的肺里面却完全是干的。贺拉斯在笔记中推测死者的喉咙发生了闭合——术语叫痉拿性闭锁、从而阻止了海水进入深部气管。但是这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存在明显的肺部膨胀,只有在海水中受到巨大压力才会造成这一现象,所以他修改了自己最初的假设、在最终报告中推断,阿莱克·瓦尔德林吞下的咸海水在他还活着的时候被吸收进入了流动的血液之中。因此,他在报告中写道,导致死亡的正式原因是缺氧——大脑失去供氧,以及血液成分的剧烈变化。

  贺拉斯站在那里面对着卡尔·海因赤裸的身躯陷入了沉思,他脑子里盘旋的最大的一个念头就是卡尔的确切死因是什么——也就是死者到底是怎么死去的。他提醒自己、如果他把面前的这具躯体看作是卡尔的话,那他就很难把自己的工作进行下去了。一个星期之前,死者还穿着橡胶靴和一件干净的T恤——或许就是他刚才用带弯嘴的外科剪刀剪破的那件、带着他的大儿子——一个六岁的男孩来过贺拉斯位于友睦港的办公室。他指着孩子脚上的一道伤口,那是被翻倒的手推车上的金属部件划伤的。

  卡尔把孩子按在台子上,让贺拉斯给他缝合伤口。与别的父亲不一样,卡尔没有对儿子说任何话。他只是按住孩子不让他动,而孩子除了第一针下去的时候哭了一声之外,此后便屏住气不肯出声了。伤口缝好之后,卡尔把孩子从台子上抱起来,像抱着个婴儿一样把他捂在怀里。贺拉斯嘱咐他,孩子的双脚必须抬高,而且还要去买一副T字形拐杖。然后,卡尔·海因便一如往常地从钱包里掏出干净整洁的票子来付钱。他没有说太多感谢的话,这个长满胡须、高大粗犷的渔民选择了沉默,他不愿意卷入这海岛生活的常规之中。像他这样块头的人,贺拉斯想,应该有责任不使周围的人感到危险或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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